A study of xiao tan luan shi hui ke gui xiu ci

Endless gratitude is owed to all the department stuffs in NU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especially Madam Fong Yoke Chan.. Abstract Xiao Tan Luan Shi Hui Ke Gui Xiu Ci 《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 is an

《 小 檀 栾 室 汇 刻 闺 秀 词 》 研 究

A STUDY OF XIAO TAN LUAN SHI HUI KE

GUI XIU CI

林 宜 憓 LIM YI HUI

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中 文 系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3

《 小 檀 栾 室 汇 刻 闺 秀 词 》 研 究

A STUDY OF XIAO TAN LUAN SHI HUI

KE GUI XIU CI

林 宜 憓 LIM YI HUI

(B.A Hons, UM, Malaysia)

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中 文 系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3

Acknowledgements

Regardless all the obstacles that lies in front of me, I have completed this dissertation It is not a smooth journey for me since so many unexpected situations occur and I almost give up If not for those wonderful and kind people I met in the past few years, I would not have the determination to continue pursue my study and this dissertation would not be completed

First and foremo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my supervisor, A/P Lam Lap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or his patient guidance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my study Without his constant encouragement and understanding, I would not be able to make it through the journey His guidance and help are invaluable to

me

Next I would like to convey my appreciation to A/P Xiao Chi and Dr Neo Peng

Fu Their modules have broadened my horizon and inspired me further on my studies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A/P Su Jui-Lung for providing me some of the important materials on my research; these materials have proof to be very helpful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Endless gratitude is owed to all the department stuffs in NU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especially Madam Fong Yoke Chan All the concern and help that encourage

me to keep on working would never be forgotten I would also like to convey my gratitude

to the NUS Chinese Library and the library stuffs, without the library resources and their support, this dissertation would not be possible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my parents, my husband and my beloved daughters They are the motivation that keeps me working despite all the circumstances, without their love and encouragement I would not have the chance to complete my dissertation

Abstract

Xiao Tan Luan Shi Hui Ke Gui Xiu Ci (《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 is an

anthology of Ming-Qing female poets‟ ci lyrics compiled by Xu Nai Chang (徐乃昌)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1896 to 1909 This massive collection consists of 100

Ming-Qing female poets and 5043 pieces of ci lyrics

There were about 3500 female poets during the Ming-Qing dynasties alone This phenomenon is unusual in a society that taught the women to embrace the famous saying

of "A woman without talent is a woman of virtue" (女子无才便是德) By examining the

female poets in Xiao Tan Luan Shi Hui Ke Gui Xiu Ci, this thesis tries to explicate the

engendering of women poe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henomen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 lyrics

The first chapter i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ci lyrics studies during the Qing period

and the studies on Ming-Qing female authors The second chapter aims to discover the reasons behind the thriving female literature activities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late 17th

to early 18th century, especially the elite strategies in supporting the female literature activities The third chapter is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compiler, Xu Nai Chang and a

details discussion on Xiao Tan Luan Shi Hui Ke Gui Xiu Ci As for the fourth chapter, the

female poets‟ background and works is analysed according to their living period In the fifth chapter, the female poets i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the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the domestic community and the public community The sixth chapter is a conclusion to the thesis

《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研究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目的

近年来词学的研究重心逐渐从唐宋词转向明清词，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明清词的研究领域中。虽然唐宋词在词学研究中所占据的主导位置未曾被撼动，但是日益蓬勃发展的明清词研究却为词学领域带来朝气，开拓了更多方面的研究道路，引进了新的研究方式，使词学研究在原有的理论与观念基础上更进一步。其中明清女性词的研究便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研究方向之一。

中国女性文学于九十年代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随着女性文学研究的兴起，明清时期女性词人也逐渐受到重视。可惜的是目前多数明清女性词的研究都集中于几位特定的女词人上，其他方面的如女性词集、女性词人群体或女性词派系都较少有学者涉及。

《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是清代晚期极为重要的一部女性词集，众多学者都在行文间提起此书，并论及此书在女性词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地位1。可是，多数学者都只采用此书中所收录的个别女性词人与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对此书进行完整的研究，将之整体视为研究对象。因此笔者认为此书尚有许多未开发的课题值得我们更进一步探析研究，而将之视为整体来看或许能让我们更全面的理解清代女性词的流变与发展。

1

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台北：中华书局，1958），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 版社，2001），张宏生《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见《江苏社会科学》1995 年第 6 期，

页 120-125，陈水云《20 世纪的清代女性词研究》，见《妇女研究论丛》2004 年 1 月第 57 期。

词选2集的研究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因为词选与词派、词论、词人群体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词选研究可以作为词史与词学批评研究的主要构成部分。王兆鹏就指出词选的价值包括了辑佚价值、校勘价值、考证价值及理论价值3。若将《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这部集一百位女性词作的合刻词集置于清代词选史上来看，或许可以为女性词批评史带来新的生机，并有助于建构当时词坛上女词人群之间的关系图谱。

近年来跨学科的研究方式日益盛行，重写文学史，尤其是女性文学史已非一种空谈，高彦颐和曼素恩两位学者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若中国女性文学史因为社会史的研究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冲击而起了变化，那么我们或许也能够借另一角度来重新审视已知的女性词史，那么女性词的研究局限将被开拓，而不再只是拘泥于个别作家或作品的研究而已。

在研究《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这部女性词集时，不可不论及明清时代词学的发展与当时词派的流变，因为这是女性词汲取养分，得以茁壮成长的重要基础。女性词在明清的兴盛与当时女性文学作品备受重视有极大的关联，因此必须对明清女性创作的兴盛有全面的理解，探析当时文人支持抑或反对背后的原因，以及女性文学文化的发展过程，借此检视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下的女性词史。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明清词的发展以及女性文学与词史的研究中，同时将借助前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点作为辅助。

第二节：文献回顾

本文的文献回顾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即清词研究的文献回顾以及清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文献回顾。

一、清词研究

词起于唐五代，兴盛于两宋，衰于明而复兴于清。词体于清代的兴盛可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一个文体在经历了百年以上的低潮期后再次得到复盛的契机，个中的原因一直是众多学者在研究明清词时积极讨论的重点。大部分的学者都着重于清代词人、词作、词派、词选及词论数量上的增加，并从这几点来延伸，以更深入探讨词学的复兴。汪泰陵及陈铭都就清词的时代特征与清词对词境、题材的开拓做了详尽的探讨4。吴熊和则指出除词人词派的兴盛及大量词集的刊行，词韵词谱的编订以及词论词话的撰述都使明末词坛由衰转盛，成为清词兴盛的先行

阶段5。

叶嘉莹指出清词的中兴与清朝作者对词体幽微要眇特点的体悟有关，他们

“在破国亡家的国变苦难之中，在无心之间，把过去那种用嬉戏笔墨写男女爱情的词，过去那种在晚唐五代的乱离之间所隐藏的那种潜能的美感作用，无意之中又把它找回来了”6，词体因而能在清代得到长足的发展。严迪昌也认为词的流变与词体抒情功能的起落消长同步，清词的中兴实际上是“词的抒情功能的再次得到充分发挥的一次复兴，是词重又获得生气活力的一次繁荣”7。

4

汪泰陵〈试论清词的“中兴”〉，见《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陈铭〈清词的中兴 与衰微〉，见《浙江学刊》，1992 年第二期。

饶宗颐则认为清词之所以一洗明词之衰弱无力，而独盛于当时的原因大致上可归纳为四点，一，“壇坫之倡导”， 王士禛 （1634-1711 ）、吴伟业（1609-1671）、龚鼎孳（1615-1673）及梁清标（1620-1691）等人之倡导，推动了当时写词的风气；二，“词书之刊行”，大量词书的刊刻与流行，影响词派的产生及词作的风行；三，“家学与师承”，家族中学问的传承与师友之间学问的切磋，振兴了清词的创作；四，“其他学术之旁通”，饶宗颐认为清词作者多位学人，他们触类旁通，以经史文登学问作词论词，开拓了清词的境界，也形成了清词独特之之处8。

周绚隆亦有与饶宗颐相似的看法，对清代学术风气对于词坛的影响，以及词坛作家群体的形成多有着墨9。谢桃枋则指出浙西词派的兴起标志了清词的复兴，浙西词派宗主朱彝尊推尊词体而提倡的舂容大雅的风格成为清初具代表性的词派风格，并且为统治阶级所接受，使得词体的创作更为盛行10。尽管众多学者论述的着重点不一致，但是大部分的学者皆认为清词的复兴实际上是承继了明末词学发展而

来的11。

除了清词中兴的研究，近年来关于清代词派及词人群的研究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在清词的众多词派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学者们所关注的有五个，分别是云间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及晚清以朱祖谋（1857-1931）为首的疆村词派，这些词派都具有地缘性的特征。前辈学者在研究清代词派时都会兼顾该派别所形成的词人群，同时论述该派词学观、词论或词选对当时词风的影响。严迪昌的

《清词史》正是以清代各词派及词人群的流变消长来叙述清词历史的发展，同时论及各派词风与词论。叶嘉莹则在《清词论丛》中分别谈及云间词派与清词复兴的关系，浙西派宗主朱彝尊的词学观对后世词学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对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重新论析，叶氏这三篇文章大致上介绍了清代词史上最重要的词派。

8

饶宗颐〈论清词在词史上之地位〉，见《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院文哲 所，1994 年），页 315-333。

吴熊和则选择了另三个明清之际的词派，即柳州词派、西陵词派及浙西词派来论述明词过度成为清词的过程，清初词人对明末词学的承继与开拓，以及各个词派所表现的地域性特征12。常州词派的研究是另一个学界积极探讨的焦点，尤其在晚清词学的研究中更占有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可见其词派之重要性。朱惠国就以常州词派为论述中心，讨论了清代晚期词学中常州词派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3。而皮述评则以常州词派为例，讨论晚清词学与词论的发展趋势14。

清代词派纷呈，创作兴盛，产生了为数众多的词选集，因此清代词选学也是值得仔细探讨的研究课题。肖鹏提出了词选史的研究概念，“无论词选是存史体，还是其他体，它们都构成一种独特的历史文献……所有这些词选连缀成的词选史，又不仅仅是词学批评史的一部分，同时还是词坛创作发展史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15。若将清代众多词选按其年代顺序排列，并一一仔细分析其编选标准，这些词选将呈现另一种形式的文学史。毕竟文学史就是一种选择的历史，而选本就是那一个时代的参与者们所做出的选择。

二、清代女性文学研究

早期的女性文学研究多以通史的形式叙述中国历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如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与谭正璧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而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则开始专以断代史的形式论述清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以延续谢无量

《中国妇女文学史》中至明代而止的论述。梁氏在书中以时代先后论述了百余位清代女性诗人与词人的生平事迹，以及她们的作品。梁书较为特出之处是他发掘了许多启迪后人积极研究的课题，如蕉园七子、吴中十子、袁枚与妇女文学、陈文述与

12

吴熊和〈《柳州词选》与柳州词派—明清之际词派研究之一〉、〈《西陵词选》与西陵词派—明 清之际词派研究之二〉、〈《梅里词辑》与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明清之际词派研究之三〉， 见《吴熊和词学论集》，页 371-423。

妇女文学及清代妇女词学之盛等。梁氏算是早期少数提及清代妇女词学之盛一课题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将清代女词人归纳为常州词派及浙江词派两个相对的阵营，再一一评论她们的词作，为女性词人词派的研究首开先河。可惜后来学者并未重视此研究课题，转而专注于个别女性作家之研究，如张寿林编辑整理贺双卿的作品，出版了《雪压轩集》以及陈寅恪详细梳理柳如是生平的《柳如是别传》。除了上述两位女性作者，徐灿、吴藻、顾太清也是早期学者致力研究的女性作者。

到了九十年代，清代女性文学的研究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在数场有关明清诗词与女性文化的研讨会16后，西方汉学界的学者开始积极发掘明清女性古典文学中的课题。如魏爱莲(Ellen Widmer)著有“The Epistolary World Of Female Tal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借明清时代女性的书信来建构她们之间的交游圈子，探究她们之间建立的关系与情谊。以及 Maureen Robertson的“Changing the Subject: Gender and Self-Inscription in Authors‟ Prefaces and Shi Poetry”讨论女性创作中的“主体性”问题，以及女性如何透过策略以建构自己的文学传统。孙康宜于1992年出版了《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借陈子龙与柳如是讨论了晚明男性文士与青楼名妓之间的联系，以及明遗民将家国之感投射于沦落风尘的名妓身上所作的情词。之后她还陆续发表了数篇具有启发性的文章，如〈柳是和徐灿的比较：阴性风格或女性意识〉比较名妓与名门闺秀传统之不同，“Ming-Qing Women Poets and the Notions of „Talent‟ and „Morality‟”论述明清时期的才德之辩，〈走向男女双性的理想〉及〈妇女诗歌的“经典化”〉等。

除了上述的单篇论文外，高彦颐（Dorothy Ko）与曼素恩（Susan Mann）这两位西方汉学界的学者亦出版了重新思考十七与十八世纪江南女性社会文化史的重

要 著 作 ， 即 《 闺 塾师 — 明末 清 初江 南 的才女 文 化 》（ “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及《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16

胡晓真〈最近西方汉学界妇女文学史研究之评介〉，见《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4 年 6 月第 2 期，页 271-289。

Century”）。这两部著作奠定了明清女性研究中关于文化与社会背景研究的基调，详细地剖析了明清时期女性文化的演变，以及当时女性所面对的性别问题。

在中港台研究女性文学的学者也不在少数，李栩玉的《〈午梦堂集〉女性作品研究》详尽的论述了叶氏家族中女性成员的生平以及作品。邓红梅的《女性词史》以通史的方式论述了历代以来女性词人，尤其是清代女性词人作品的风格与特质，并且详细地分析了女性词人的作品。钟惠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则是一本断代女性诗史，讨论了清代文学时代背景与女诗人之间的联系，并叙述了当时女词人的交游与活动。而黄嫣梨也出版了《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一书，论述了四位清代主要的女词人徐灿、顾太清、吴藻及吕碧城与当时社会文化演变之间的关系。王力坚则以《清代才媛文学之文化考察》一书讨论清代女性词学、诗话、戏曲及书简中所表现的女性文化世界，同时以“婉约传统的女性本位复归”与“闺词雄音”这两个方向来思考女性词学传统。王力坚近年来则把研究焦点转向沈善宝，并出版了《清代才媛沈善宝研究》一书，强调沈善宝于清朝咸丰年间引领女性诗坛的地位，同时试图借沈善宝的交游体系来建构江南与京城之间的才媛诗群网络。

第三节：研究方法

笔者将研究范畴界定于明清词的发展以及女性文学与词史的研究之上，同时也将论及女性词集之刊刻与特征。词集之刊刻乃是促使清词中兴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笔者有意借《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一书来厘清清代女性词选的刊刻是否也是促使女性词繁盛于清代的原因。与此同时，笔者也将会采用文化史与社会史的视角来看待女性词人的作品，并将女词人及她们的作品置于女性文学繁盛的时代背景上，希望能借此找出研究女性词的新取向。

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将回顾前辈学者针对清代词学与清代女性词所做的研究及其成果，之后再界定本论文的研究范畴以及笔者所欲厘清的课题。

第二章将从繁盛的明清女性文学谈起，论述明清女性文学的发展概况。笔者尝试从经济与文化的角度来谈女性文学兴盛的原因，同时旁及历代才女文化的变迁以及明清时期女性才德观之争论。明清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与大量女性作品的刊刻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新的女性作者与读者圈的产生，使商业刊刻者与私家刊刻者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女性作品的刊刻；同时女性作品集的编纂者也开始为支持女性的创作而发声，他们所采用的编纂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女性作品的看法。在论述了明清女性作品的编选策略后，笔者将探讨明清女性词发展的历史与过程，从女性词的风格之变化及女性词题材之变化来看明清女性词传统如何确立。

第三章“《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的编纂与刊刻”，将先对《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的编者作一简介，再谈及《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一书的版本与体例。最后笔者将比较《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与四部清代女性词总集，《林下词选》、

《古今名媛百花诗馀》、《众香词》以及《闺秀词钞》讨论这五部词集的相同与相异之处，兼论及词集编者所采用之编纂策略。

第四章里将简析《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中的女词人，从她们的生卒年与籍贯来探析清代女性词的发展与词人地域分布状况，借此了解清代女性词人地域的分布以及女性词史上最兴盛的时期，并将之与男性词人的地域分布及兴盛时期做一对照。接着将女词人分期，分为明末清初，清中期以及清晚期三个不同时期，简介她们的生平，再探讨不同时期女词人的作品中所呈现的精神面貌以及风格，以便了解当时女性词坛与男性主流词坛接轨的情况。

第五章“《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中的女词人群体”，笔者将借鉴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讨论《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中的三个女词人群，即遗民女词人群、家居女词人群及公共女词人群。这些群体内部的互动以及与外界（社会中的男性及女性）的交往是本章欲厘清的重点课题。这三个群体的开放性是渐进式的，由

不甚开放的遗民女词人群至半开放的家居女词人群，最后达致公共女词人群这一全面开放的群体，女性借着唱酬与诗社的活动，横跨了闺阁与闺阁之间，甚至是跨越了闺阁与外界的界限。笔者将论述她们如何以词为媒介，达到跨越闺阁，与文人雅士，士女名媛唱酬交游的目的。

最后是第六章“结论”，笔者将对本文做一总结，并试图将本论文所讨论的课题继续延伸，以期能够为后来学者提供一些的研究想法，或是一些新的研究课题，提供女性词及女性文学更多的养分，让中国明清女性研究能够继续蓬勃发展。

第二章：明清女性文学发展概况

第一节：繁盛的明清女性文学

根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所提供的资料，中国自汉魏六朝讫于明清共有超过400017位女性曾经从事书写与创作，而其中九十巴仙（约3600人）的女性生活于明清时期。孙康宜评论此现象说：“我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仅仅在三百年间，就有两千多位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可是令她（或许包括所有不熟悉明清女性研究的学者）不解的是：“尽管明清妇女文学的确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后来的文学史却没有那些女作家的名字。”18如此庞大的女性创作群却一直寂寂无名，除了班昭、谢道蕴、鱼玄机、李清照、朱淑真等数个较为大众熟悉的名字外，大部分从事书写的女性都被忽略了，她们的作品与生活鲜为人知，大部分的文学史甚至完全忽略她们的存在。直至九十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中国女性研究，才使这许许多多才女尘封已久的箧椟再次被开启，让深藏其中的作品再次展开于世人之前。

明清女性文学19的再发现可归功于二十世纪末几部具指标性的学术著作20，这些著作重写了中国妇女史，颠覆了传统中国女性受尽压迫与摧残，地位卑微而无能

17

详细统计与《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对中国女性研究的重要性可见张宏生、石旻〈古代妇女文学 研究的现代起点及其拓展—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的价值和意义〉，胡文楷著，张宏生 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 1199-1233。

18

孙康宜〈性别与经典论：从明清文人的女性观说起〉，收入吴燕娜、魏纶编《中国妇女与文学论 集第二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1），页 135-149。

19

明清之间历经了改朝换代之变革，此变革虽影响改变了当时女性的生活，但是并不造成女性创作 文化传统（主要以江南地区为例）之断裂，笔者考虑了明清两代女性创作的连续性，因而将 女性创作蓬勃的讨论上溯至明末。

20

孙康宜著，李奭学译《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台北：允晨文化，1992），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eds.,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等。

为力争取自由的受害者形象。其中以高彦颐与曼素恩的专著最具代表性，她们分别梳理了中国帝制晚期的两大朝代，即十七世纪（明）与十八世纪（清）江南妇女的文化生活与社会背景。高彦颐的研究显示女性文学活动的兴盛与江南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她指出江南高度城市化与商业化使当时的妇女教育更为普及，产生了新的读者群体；出版业的繁荣，使书籍的价格降低，流通量也更大。而当时社会性别互动上的变化，妇女的文学修养被视为家族文化资产，她们的创作受到家族和一些文化界人士的支持，拥有比以往更多的机会刊刻流传，丰富了妇女的文化生活，给予她们较前代女性更高的能动性，各种妇女社团或文学社团也应运而生。曼素恩的研究则以十八世纪长江下游的女性为中心，从社会经济、官方政策、学术思想的角度观察当时妇女的生活及文艺活动，进而强调盛清女性文化与晚明女性文化的区别。她以完颜恽珠（1771-1833）所编撰的《国朝闺秀正始集》21作为主要依据，指出

“闺秀文化”代表了盛清时期新的女性形象与文艺标准。22高彦颐与曼素恩的研究提供了两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论点，一是江南地区的特殊性，另一个则是传统中国才女文化的演变。

江南地区的特殊性，早在众多学者研究中有所涉及，无论是从经济方面来谈，还是从文化角度来看，该地域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的相互联系都是众多讨论中不容忽视的重点23。自六朝以来，江南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商业活动日益繁荣。明清以后，桑蚕、棉花等经济作物逐渐取代传统的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稻作经济，与相应的纺织业成为主要经济形式。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篇记载：“俗务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媼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日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

21

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红香馆刊本，1831）。

22

高彦颐与曼素恩专著之讨论多参考自其中译本，分别为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 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与曼素恩著，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 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台北：左岸文化，2005）。

23

余英时〈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台北联 经出版社，1992）；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曼素恩著， 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方骏等译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等。

空，其衣食全赖此。”清代各县镇方志也有类似记载，可见纺织业在明清时期江南经济之重要性24。纺织业以外的造纸、印刷、出版、工艺等手工业在明清时期也有长足的发展，这使原已蓬勃的商业活动更为频繁，进出口贸易大为兴盛，江南地区出现大量新兴市镇，成为各种商品的聚集地与流通处。25江南因此成为当时最富庶，人口最密集并且高度城市化的地区。

经历代发展所累积下丰厚的文化底蕴，使江南地区的教育水准也相对的高于当时其他地区。据统计，在清代书院的数量上，长江流域就占了百分之三十五；而在科举中及第的江南士人的数量也高居于全国之冠。明清江南地区繁荣的经济和大量的新兴市镇更成为促进文化学术发展的温床。以清代《江南通志》中之记载为例：江宁府“„„民物浩繁，人才辈出，实士林之渊薮”26，苏州府“因士类显名于历代而人尚文……下至布衣韦带之士，皆能摛章染墨，其俗甚美”27松江府“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经学词章以至书翰，咸有师法……负海枕江，水环山拱，自成一都会，民生其间，多秀而民，其习尚亦各有所宗，以至田野小民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28。尤其江浙两地更可称得上是清代学术最发达，也是私家藏书家最为兴盛的区域。据张之洞的《书目问答》中附有《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所统计，江浙两地的经学家、史学家、小学家、校勘学家、金石学家的数量皆占全国数量的六十巴仙以上；另吴晗于《江浙藏书家史略》中统计清代藏书家共有290位，独江浙两地就有267位。29江南文风之盛，文化水平之高，足以证明江南地区是当时文人雅士汇聚之文化中心。

24

纺织业的兴盛对当时女性生活亦有重大影响，因女性为民间纺织业之生产主力，纺织品的畅销使 女性成为家庭重要经济支柱，于是女性在侍奉翁姑、管理家庭财务以及抚养孩子之余还需养 蚕纺丝，增加家庭收入，这无疑加重女性的工作负担。

25

江南地区生产、贸易与市镇的相关研究可见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1990。）和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明清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商人阶级的崛起30促使教育日渐普及化，日益发达的印刷及刻书技术也使知识文化的流通变得更简易、广泛，因此人们拥有比以往更多读书识字的机会，其中包括了长期被拒于科举考试、吟诗作对等文化活动以外的女性。绝大部分江南家族在拥有财富的同时也重视智识的培育，若子孙能够在科举中高中，便能进一步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拥有才华的女儿们虽不能参加科举或加入统治阶层，但她们被视为家族象征性的文化指标，显示该家族中不仅是男儿，连女儿也饱读诗书，标识了一个家族的优良文化传统。31当时的家族也意识到了有才华的女儿们拥有更好的出嫁条件，她们的才学成为极为吸引的附加价值，另一种形式的嫁妆，因为知书达礼的她们能够为夫家管理家务和财务，同时也能够监督孩子的学习，甚至亲自教导他们，让长期忙于事业（科举、公务、行商）而在外的丈夫无后顾之忧。女儿们虽无法继承延续家族的姓氏与血脉，但娘家的家族文化藉着女儿们的婚姻得以传承，在另一个家族中延续继而发挥其影响力。处于社会中上阶级的世家大族或商贾家族因此纷纷鼓励家族中的女性接受教育，积极栽培有才华的女性。

袁枚（1716-1797）的《随园诗话》提及“吴中多闺秀”32

，“吾乡多才女”33这一现象，彭俪鸿〈琴清阁词序〉亦云：“大江之南，闺阁多秀，由来久矣。若乃中朝世系，名媛令族，翩如织锦之才，宛若飞鸾之貌。”34

为何江南盛产才女名媛？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家族的积极教育催生了明清时期独特的江南才女文化，当时江南才女的数量大大超越了前代，这是在中国其他地区难以见到的现象。陆草、曼素恩、史梅及王力坚都详细研究并分析了清代女性作家的地域

30

明清商人势力的崛起，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改变了当时社会结构，士商之间的区隔渐趋模糊。社会 结构松动与中国帝制时代晚期人口的暴增，士人考取功名的竞争激烈，当时朝廷的捐纳制度 以及社会上儒家思想逐渐变化等皆有关。详细讨论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 神〉，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7）页 259-404。

在研究清代女性作家地域分布时，曼素恩发现单凭人口分布与都市化比率未能清楚解释女性作家集中于江南地区的原因，然而这些女性作家所集中的地区，大都是培育出最多进士的地区，她认为这显示了女学与男子教育之间有着深厚的联系。37

第二节：才女文化之演变

班昭之《女诫》38讲述了中国传统女性需具备的理想条件“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39班昭的这一言论根植于世人对女性的基本认知里，而且绝大多数女性都是支持且实践着班昭所强调的四行，并且以此为傲的。后世受《女诫》影响而写成的家训和专门教导女子的女教书籍更不知凡几。如唐代的姐妹，宋若莘和宋若昭所著的《女论语》，以及明代的徐皇后于永乐二年（1404）编写的《内训》便是其中二例。其实班昭当时并未尝试以《女诫》来抑制女性的才华，也未曾表示才华会妨

35

陆草主要分析《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一书，以《历代妇女著作考》为辅；曼素恩则以《历代妇女 著作考》为主要数据来源；史梅不仅详细统计了《历代妇女著作考》的清代女性作家，更进 一步翻查江苏各地府、州、县、镇志，寻找《历代妇女著作考》未收录的女性作家；而王力 坚则兼用《名媛诗话》、《历代妇女著作考》和《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书中的部分资料。

36

详细分析结果见陆草〈论清代女诗人的群体性特征〉，见《中州学刊》，1993 年第 3 期，页 81、曼素恩著，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附录，页 438-442、史梅

77-《清代江苏妇女文献的价值和意义》，见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 籍出版社，2002），页 482-501、王力坚《清代才媛文学之文化考察》（台北：文津出版社， 2006），页 247-253。

37

曼素恩著，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附录，页 438。

38

关于班昭《女诫》的相关研究，可见黄嫣梨《妆台与妆台以外—中国妇女史研究论集》（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及刘咏聪《德才色权：论中国古代女性》（台北：麦田出版， 1998）。

39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 84，页 2789。

碍德行，因她本身就是一位才华洋溢的女性，她仅倡导传统女性不一定需要拥有特殊的才华或过人的才干，而必须重视女性本身的德行举止。笔者认为《女诫》尝试为女性建立一可以遵循的道德标准，提醒女性在家中应尽的职责，以及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同时她也强调了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如果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班昭似乎将女性束缚于家中，只专注于她们做为妻妇的角色而忽略了其他，但是若将该文本放在当时的情况来看，班昭只是将当时女性最重要的角色加以诠释，指导后辈如何处事待人方能得到人们的敬重。

实际上，才与德孰重孰轻一直到汉末才成为文人讨论的重心。曹氏父子提出

“唯才是用”的政策，接纳录用“未必能有行”的有才之士，使得当时的人们开始对“才在德先”还是“德在才先”发出了疑问与讨论40。绝大部分的文士都是偏向于“德在才先”的，只有少数人赞同“德才并重”的概念。与此同时，有才华的女性开始受到男性的瞩目。如六朝的谢道蕴，因“未若柳絮因风起”而备受世人称道，以其诗才闻名于当时。唐代时期，“妇才”的观念显得更为普遍，因为当时出现了一批被视为才女的歌伎与女冠，如鱼玄机、李冶、薛涛等。她们因身份关系而不受到闺阁传统的约束，能够自在的穿梭于文士之间，与他们交往赠答。这些女性虽然被赞赏为“才女”，但是由于她们突破了“三从四德”与“内言不出于梱”的传统限制，卫道之士们皆视她们为败德妇人，不齿与她们为伍，同时她们也不见容于当时所谓的大家闺秀的圈子。唐宋时期的两位大家闺秀朱淑真和李清照，以才名为世所知，也因才名而备受批评。朱淑真的遭遇较为不幸，她所配非偶，逝世后大部分作品为父母焚毁，后幸得魏仲恭将残稿编辑付梓，她的才华才不至于被埋没。李清照能够与赵明诚夫唱妇随，虽然她因才华而备受讥讽，但是她还是能够随心所欲的创作，作品也得以付梓，算得上是中国早期女性作家中的幸运儿。从上述的事

40

中国传统才德观的大致发展可参见孙康宜〈论女子才德观〉，孙康宜《古典与现代女性诠释》

（台北：联合文学，1998），页 135-164 以及刘咏聪《德才色权：论中国古代女性》，页 251。

“内言不出”与“才思非妇人事”之观念。

明代伊始，女性的教育就备受重视。《内训》先于永乐五年与《典汇》相合，由明成祖将之颁布天下；后与《女诫》、《女论语》、《女范捷录》41一起由王相笺注，于天启四年（1624）合刻成为《闺阁女四书集注》42。统治阶层的大力提倡，上行下效，明代的女教因而较前代发达。同时，对于才女“才德难兼”的抨击也越发激烈。明代江南地区繁荣的才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时士大夫对有才女性的看法。才伎文化是江南富庶的经济与丰富的文化涵养下的必然产物，也是唐代女校书及女冠传统的延续。出身低下阶层的年幼女孩被妓院或戏班购买，然后在该处学习女工、诗词、乐器、唱歌和舞蹈，待到一定岁数便待价而沽，卖与士绅家庭作妾或丫鬟，或直接留在妓院里成为才伎43。在这其中一些秉性聪慧的女性透过自我学习体会以及与男性文人的交游而具有较一般才伎更高的文学素养，并养成了如闺秀一般的贤能与德行，因此抬高了她们在风月场所的身份，使她们成为闻名遐迩的名妓。这些名妓获得晚明文人的大力推崇，文人鼓励她们写作，并帮助她们将作品付梓，有的名妓还得以从良嫁给当时有名的才子，成为令人艳羡的一对才子佳人。

孙康宜对此现象作出评论道：“有趣的是，晚明才伎纷纷以‘妇德’自期之际，大家闺秀却汲汲自许为‘才女’。44

”中国才女文化的演变到此时达到一个极致，即闺中女性积极走出“内言不出于梱”的界限，展现自我的才华；而向来被拒于传统闺阁以外的才伎则尝试打着“妇德”的旗帜进入到闺阁内45。闺秀作家与才伎作家身份上的重叠也使她们开始互相交流，有些是文字上的接触，更有的是实际

魏爱莲（Ellen Widmer）与曼素恩皆在著作对此现象作出论述。见 Ellen Widmer, “The Epistolary

World of Female Tal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0.2 (Dec 1989), 1-43

与曼素恩著，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

上的会面46，这在明以前几乎是不为世人所认可的行为。孙康宜认为这个现象 “反映出名门馀绪与歌伎传统渐有统合之势，也显示曩前对立的才德两极如今确有妥协的可能”，她认为新的才女传统就此诞生。闺秀开始提倡才不妨德，而且有助于女性德行的新概念。

才女文化的演变也影响着当时女性作品的出版，笔者查阅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后发现才伎的作品在明清易代以后大幅度减少，几乎所有清代的女性作家皆来自于士绅家族，才伎作家在康熙以后几乎销声匿迹了。这与当时清朝颁布了禁逐女乐师的命令，并且禁止官员在宅邸内举办歌舞活动有关，名妓失去了官府的庇护，导致她们技艺的下降，进而从此一蹶不振47。在迈入康乾盛世之后，闺秀作家就成了当时女性文坛的代表，才女文化的演变到达一个顶点，而有关女性德才相妨以及“内言不出于梱”的讨论也进入另一个高峰。笔者将在下一节探讨明清女性作品编选策略的同时论及明清文士对女性才德的讨论。

第三节：明清女性作品的编选策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闺秀著作，明人喜为编辑”48。编纂女性文学作品在明代蔚为风尚，因为当时的女性文学既是具有出版价值的商品，也是代表某个士绅家族文化水平的象征。“自景德以后，风雅一道浸遍闺阁，至万历而盛矣。启祯以来继起不绝。”49当时公安派对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反动，提倡情感与性灵的抒发之文学主张，为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助力。女性文学备受明人推崇的原因，就在于 “清”与“情” 之特质。“清”，因为女性不需汲汲追求功名，更无须为权力与名利而积极钻营，远离官场的是非；“情”，因为女性的情感较男性更

为细腻婉转，而且在感情上更为专一，她们的情是更加纯粹无暇的。提倡这种特质成为明末文人为女性编选诗文集时一种策略，藉着着重女性独有的特质来维护女性诗文集的正当性，以避免卫道之士与其他文人之攻击。钟惺为《名媛诗归》写序时就提到女性“清”与“情”的特质：

“若夫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无南皮西崑，而自流其悲雅者也……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秽则否……盖女子不习轴仆舆马之务，缛苔芳树，养絙熏香，与为恬雅……衾枕间有乡县，梦魂间有关塞，惟清故也……盖病近日之学诗者，不肯质近自然，而取妍反拙；故青莲乃一发于素足之女，为其天然去雕饰。”50

葛徵奇为《续玉台文苑》作序提到“非以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若将宇宙文字之場，应属乎妇人”51

，而赵世杰的《古今女史·序》也说明“……海内灵秀，或不钟于男子而钟女子。其称灵秀者何？盖美其诗文及其人也”52

。由上述例子可知，明代文人对女性才华的重视，他们一再强调女性所展 现的“清”与

“情”的特质之难能可贵，也提出了男女文学特质上之分别。清初的支如璔在《女中七才子兰咳二集·序》中则为女子的才华做更进一步的辩护“或曰：女子无才便是德。或又曰：女子福薄故才见。果尔，则文章亦才女子之一端，似非所急，将香阁中必有粉黛而无丹黄，有金针而无玉管。惟是酒食蚕织，仅仅如雅人所云。一切缥囊缃帙，悉叱为闲家具也耶？嘻！此又浅视女子之甚者也……予谓女子之文章，则月之皎极生华矣”53

除了强调女性文学之特质，当时许多编者皆认为女性作品较男性作品更难以流传，所以需要特意蒐集女性作品并出版以使当世才女之名得以流传，这也成了一

种为女性编纂集子的策略，即强调存其人存其诗，以使其不至散佚。以下列举数位女性作家兼编者的自序为证：

沈宜修《伊人思·序》：“世选名媛诗文多矣！大都习于沿古，未广罗今。太史公传管晏云：‘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余窃仿斯意，既登琬琰者，弗更采撷。中郎帐秘，乃称美谭。然或有行矣。而日月烟焉，山川阻之，又可叹也。若夫片玉流闻，并及他书散见，俱为汇集，无敢弃云。容俟博蒐，庶期灿备尔。”54

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自序》：“尤恨千古以上之诗媛，诗不多见，见不多人，因取其近者而有徵者，无如名媛，搜罗毕备，品藻期工，人予一评，诗予一骘，辑成四十余卷。”55

骆绮兰《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1797）：“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才士。何也？身在深闺，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沦其性灵；又无山川登览，以发其才藻。非有贤父兄为之溯源流，分正伪，不能卒其业也。迄于归后，操井臼事舅姑，米盐琐屑，又往往无暇为之。”56

沈善宝（字湘佩，1808-1862）《名媛诗话·序》（1846）：“窃思闺秀之学与文士不同，而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盖文士自幼即肆习经史，旁及诗赋，有父兄教诲，师友讨论；闺秀则既无文士之师承，又不能专习诗文，故非聪慧绝伦者

54

沈宜修〈伊人思序〉，沈宜修《伊人思》，见叶绍袁《午梦堂全集》（明崇祯刊本），转引自胡 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页 115。

55

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自序〉，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清康熙间清音堂刻本），页 2。

56

骆绮兰〈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骆绮兰编《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嘉庆二年丁巳刻本），转引 自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页 939。

上述数位女作者兼编者表达了当时女性作者的心声，即闺阁与外界的隔离导致女性作品流传的不便，以及女性学习上较男性弱势之处，如果父兄亲友没有特意栽培支持，再有才华的女性也无法有机会展现她们的诗才。而另一批收辑编选女性创作的男性编者亦持相同的看法与论调：

田艺蘅《诗女史·序》“男子之以文著者，固力行之绪华；女子之以文鸣者，诚在中之闲秀。成周而降，代不乏人，曾和显晦之顿殊，良自采观之概阙也。”58

王士禄《然脂集·序》 “惜也羽蠹劫灰，散灭略尽，即世所艳称，若班左钟谢诸媛，所存亦什百之一，而碎金片羽，復不足厌搴芳猎艳之心。推原其故，岂非以语由巾帼，词出粉墨，学士大夫往往忽之，罕相矜惜，少见流传故；或英华终闭于房闱，或风流旋歇于奕世，还使关家女士空传不栉之名，蜀国名姬独擅扫眉之号，不其惜哉。”

黄传骥《国朝闺秀柳絮集·序》（1853）“惟闺阁之才，传者虽不少，而埋没如珍异，朽腐同草木者，正不知其几许焉也。此曷故欤？盖女子不以才见，且所遇多殊，或不能专心图籍，镇日推敲，此闺秀专集之所以难成也。成帙矣，而刻之

57

沈善宝《名媛诗话》，见杜松柏主编《清诗话访佚初编（九）》（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 年），卷一，页 3-4。

58 田艺蘅〈诗女史自序〉，田艺蘅《诗女史》（明嘉靖间刊本），转引自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 考》，页 876。

戴鉴（字赋轩）《国朝闺秀香咳集·序》（光绪间）“然吾谓女子之工诗，更有难于男子者，何也？僻处深闺，非有名山大川以沦其性灵，非有良朋益友以辨其正伪，而且操井臼，事针黹，米盐琐屑，扰其心思，藉非天资明敏，高才颖悟者，且不知风雅为何事。”60

由上述引文可见当时不少男性文人皆支持及欣赏女性创作的才华。其中黄传骥尤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闺秀专集与合集难成与难传之原因：女子的才华向来不被鼓励，既被局限于闺阁之中，又受家务儿女之烦扰，因此无法专注于创作；即便她们幸运地完成了著作，又苦于无人将之付梓，最终难免沦为废纸，散佚无可收拾。女性在从事创作时也不能忽略了自己身为族妇、妻子与母亲的职责，要同时兼顾家庭与文学创作并非一件易事，但是当时女性却从不敢对此有太多之埋怨，要知道在明末清初时候用以区分良家妇女与欢场女子的首要条件便是她们对家务的操持。欢场女子无需持家，可镇日吟咏学习才艺；而良家妇女必须遵从四德，“专心纺绩，絜齐酒食”，文学创作从不在其列。若将遵循四德一条件剔除，许多良家妇女们恐怕不知要如何自处了，因为她们将陷入与欢场女子有相同作息的尴尬情况。另从这些序文所提供的咨讯，我们可以看见当时有许多男性或女性编者皆理解女性创作之艰难，以及女性作品之不易流传。但是在他们叙述的方式中却透露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男性编者倾向于同情女性的处境，而女性编者（或作者本身）则是以同理心，意即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详细叙述身为女性而从事书写之不易，还要面对外界诋毁批评的切身之痛。

59

黄传骥〈国朝闺秀柳絮集序〉，黄秩模编辑《国朝闺秀柳絮集》，（清咸丰三年癸丑蕉阴小榥刊 本），转引自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页 921。

60

戴鉴〈国朝闺秀香咳集序〉，许夔臣篡辑《国朝闺秀香咳集》，（光绪间申报馆聚珍版本），转 引自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页 917。

另一种明清女性诗文集的编选策略便是“尊体”了。此策略与文人推尊词体的方法极为相似，两者皆选择直接向上溯源的形式，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经典《诗经》接轨，将词体的创作与女性作者的创作合理化，以期借《诗经》显赫的文化背景来提高两者的文学文化地位。我们可以从当时众多女性诗文集的序中找到类似的说法：

田艺蘅《诗女史·序》“夫宫词闺咏，皆得列于葩经；俚语淫风，犹不删于麟笔。盖美恶自辨，则劝诫攸存，非惟多考皇猷，抑亦用裨阴教，其功茂矣，岂小补哉？……盖诗之所采，敢窃比于国风；而行有所遗，谅先登于策府也。”61

赵世杰（字问奇）《古今女史·序》（1628）“孔子于诸国之风，而谓可以兴、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采撷有韵之言，不废江汉游女，谁谓三百篇雅什，必尽出于端人正士。”62

胡孝思（字抱一）《本朝名媛诗钞·序》“诗言志，歌永言，男女咏歌，亦各言其性情志节而已。安在闺媛之诗，不可以公于世哉？子独忘夫古诗三千，圣人删存三百乎？妇女之作，什居三四，即以二南论，后妃女子之诗，约居其半。”63

上述的序文涉及数个重要的课题，一，即编者以孔子删诗之例子自勉，期盼以诗教化妇女；二，即论述女性作品与《诗经》之密切联系，强调《诗经》亦收录了许多女性创作的诗歌。此策略旨在进一步加强蒐集和出版女性作品的合理性，强调女性作品是继承《诗经》中的国风之正统，并且试图以此抬高女性作品（尤其是诗作）之地位。众多女性作品集的编者纷纷作序以阐述编纂的宗旨与意义，因当时文坛仍然存在反对女性作品出版的言论，他们不得不在序言中为自己（女性编者）

和为女性作家们发声，并引经据典以抵抗另一方的排斥与不满。这些支持女性创作之言论引起了一些卫道之士的不满，开始撰文反击女性才华拥护者的论点。

这些文士一致认为女性应该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古训，将女性的德行置于首要位置，而不是以才见称于世人。如魏象枢（1616-1686）道“诸禽雄者文采，雌者朴素。可以知妇人贵德不贵才色之义”64，施闰章（1618-1683）则指“妇人以才见者众矣，鲜有完德”65，全祖望（1705-1755）则叹“闺阁之秀，大都才德不能兼备”66，以及蓝鼎元（1680-1733）以蔡琰和李清照之失节再醮为例，强调

“无德而徒有才，其才不足称也”67。

其中最著名的反对者便是清代学者章学诚（1738-1801），他尤其对以袁枚为首的随园女弟子有意见，在随园女弟子的合集刊刻之后便撰《妇学》68一文暗指袁枚为“无行文人”，同时抨击随园女弟子文刊刻文集之举为“骛于声名”，忘了

“男女千古之大防”。章氏也在文中一一驳斥明末清初编选者所采用的编篡策略，认为他们曲解了《诗经》的意义，滥用《诗经》之传统为女性作品辩护，他认为这些文士与女性都不理解何为“妇学”，误读了班昭等历代人士所著女教书，而导致他们如“才子佳人一味浅俗好名”。他更进一步指责当时与女性作者有交游，或指导其创作，或为其作序，或编纂或品评其作品之文士实“假藉以品题，不过怜其色也。无行文人，其心不可问也”69。而那些向当时名士文人学习请教的女性则“己方以为才而炫之，人且以为色而怜之，不知其故而趋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趋之，愚之愚矣”70。章学诚认为那些借故接近女性作家的文士皆有不可告人之目的，他们所喜好的是女性的美色，并非真心欣赏女性之才华而与女性作家们交游；而那些无法察觉或有所察觉而仍然与文士交往之女性作家则是愚蠢至极。事实上，

69

同上，页 139。

70

同上。

章学诚并非全面反对女性学诗，他认为“妇人自本有学，学必以礼为本”71女性应该以礼为本，多诵古诗，学古礼而不是耽于文艺之创作。由此可见章氏也是“德为才本”、“德在才先”论调之拥护者。

尽管有众多关于明清女性之德才的讨论，但是这些讨论非但没有扑灭当时女性写作的热情，反而更激起一些女性对写作之重视，同时也使更多持相反意见之男性积极地为女性们刊刻诗文集，以免这些有才女性的文辞再一次被淹没于历史潮流中。这一点可从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探知一二，在进入康乾以后，有更多的女性的作品得以刊刻出版，而女性编者的人数也增加了。

71

同上。

第三章：《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的编纂与刊刻

第一节：《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编者简介

徐 乃 昌 ， 字 积余 ， 号 冰弦 ， 晚 号 随庵 ， 安徽 南 陵 人 ， 生于 清 同 治七 年

（1869），卒于民国二十五年（1943）72。其父徐文选（1832-1886），字克振，号华棠，以军功致仕，但不乐仕进，为河南候补知县。其伯父徐文达（1830-1890），字天爵，号仁山，也是以军功致仕，其官运较为显达，官至两淮盐运使，福建按察使。徐乃昌一生有三位妻子，六位儿女73。他的妻子包括了未过门就逝世的聘室许德蕴，字怀玉，浙江仁和人；元室刘世珍（1866-1890），字珠圆，安徽贵池人；以及继室马韵芬（1864-1941），字淑婉，安徽怀宁人。

徐乃昌乃监生出身，光绪十九（1893）年为恩科举人，后为江苏候补知府，奉派办理江宁、南通釐务，署淮安知府，丁忧服阙后升候补道，光绪二十六年境外务部侍郎徐寿朋奏保人才，奉旨交军机处存记。光绪三十年（1904）江南遣送学生留日学习陆军、实业、师范等近百人，总督端方都派徐乃昌率领赴日，并顺道考察学务。后二年（1906）又办理其叔父曾经手的仪征淮盐总栈，因缉私有功，颇受端方的器重，一年后便获端方再度奏保人才，奏旨仍交存记。至宣统三年（1911）元月始授官江南盐法道兼金陵关监督，民国成立后迁居上海74。虽然徐乃昌的仕途称不上显达，但是他在文化界享有盛名。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丰富的藏书、金石与古器物的收藏，以及刊刻精美，种类繁多的私家刻书。

72

学界对徐乃昌之生卒年说法不一。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及梁战，郭群一编著《历代藏书家辞 典》等书皆记载徐乃昌生于 1868 年，卒于 1936 年。经杨成凯与陈福康再三考证后，始有较 可信的说法，笔者即采用杨陈之说。详见杨成凯〈徐乃昌卒年补说〉、〈南陵徐乃昌的墓志 铭—略及人物生卒的查考〉及陈福康〈徐乃昌卒年再补说〉。

73

徐乃昌妻子儿女之资料散见于王蕴章《然脂余韵》、徐乃昌《闺秀词钞》等书，其儿女之资料尤 其难以觅得，亦不知其真伪。更详细之生平与家庭生活可参阅刘岳磊，《晚清民国词人徐乃 昌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年）第一章。

74

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页77。

1918年初，徐乃昌曾将所刊刻《积学斋丛书》赠予王国维（字静安，1877-首75。

其一：“漫乙卢黄甲戴钱，北江戏语费衡铨，世间尽有洪崖骨，不遇金丹不得仙。” 王国维此诗肯定了徐随庵勘书刻书的贡献。诗中提及的是关于洪亮吉

（号北江，1746-1809）将藏书家分类之事，洪亮吉在其《北江诗话》卷三中将藏书家分为五等，以考订家为第一等，如戴震与钱大昕，而校雠家为次一等，如卢文；而鉴赏家如黄丕烈，则是第四等76

。王国维以为洪北江之戏语，尚有商榷之余地。卢、黄二人之名气虽不及戴震与钱大昕，也不应轻视他们，世间之学者各有各的际遇，成就也因际遇不同而各有千秋。

其二：“朝访残碑夕勘书，君家故事有新图，衣冠全盛江南日，儒吏风流总不如。”除了《随庵勘书图》外，徐乃昌尚有一《定林访碑图》。狄葆贤《平等阁诗话》：“南陵徐积馀，宦游白下，好古甚笃。丙申之秋，尝偕郑太夷诸名士诣定林寻陆务观题名处，倩人写《定林访碑图》行卷，题者甚众。”77由此二图可见徐乃昌热衷于勘书访碑，王国维亦借此二图赞扬他寻访殘碑与校勘书籍的辛勤，其风雅之处可说超越了江南全盛时期的儒吏。

其三：“前有随轩后随庵，二徐焜耀天东南，海滨投老得至乐，石墨琅书共一龛。”诗中提及另一位活跃于徐乃昌之前的收藏家徐渭仁（号随轩，？-1853）

78，他与徐乃昌皆是东南地区著名的收藏家，收集了大量的古玩书画碑帖。王国维取其二人同姓，号亦相近，皆活跃于东南区的特质将二人对比。徐乃昌当时已移居

75

王国维《王观堂先生全集》（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第四册，页 1440。

76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 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板片， 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翁阁学 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 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 钱唐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 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 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洲之施汉 英诸书估是也。”

77

转引自陈永正《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年），页 206。

78

徐渭仁，字文台，号紫珊，晚号随轩，著有《随轩金石文字》。

上海，因此王国维在诗中指他“海滨投老得至乐”，老来在上海区寻得最大的乐趣即是收集拓本与书籍。

正如王国维的诗中所述，徐乃昌不仅是一位活跃于晚清政界的官员，他同时也是一位活跃于文化界的藏书家、金石器物收藏家和刻书家，与当时的藏书名家和词人耆宿如缪荃孙（字筱珊，1844-1919）、叶昌炽（字鞠裳1849-1931）、王鹏运

（字幼霞，约1848-1904）、况周颐（字夔笙，1859-1926）等皆有交往。明代的江南经济繁荣，带动了社会与文化发展，私人藏书也逐渐盛行。不仅如此，清代的藏书家多为著名学者，尤为前代所未见，如黄宗羲、全祖望、杭世骏等。藏书家藏书，不仅是为个人喜好，也是为了保存重要的前代书籍，使其不至于失传。此外，家中藏书亦是当时人们重要的文化资产，商贾家族往往借藏书来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或炫耀其家族之财富。因此社会愈发展，藏书家愈多，所藏的文献就更多，同时也为江南地区的私人刻书业提供大量的底本；藏书家愈多，收藏典籍的需求也随之提升，更为江南私人刻书业提供了销售市场。79

徐乃昌自弱冠起便开始藏书80，其藏书室名为”积学斋”，此外尚有“积余斋”、“鄦斋”、“随庵”、“小檀栾室”、“镜影楼”等。81。与同时期许多藏书家不同的是，徐乃昌不仅致力收藏当时极为珍贵的宋元明善本，他也积极收集其他藏书家不甚注意的清人文集。据缪荃孙为《积学斋藏书志》所作之序文，徐积余之藏书“所收国初及乾嘉时之善本尤多，以时近不入目，荃孙得国朝人文集千种，以比积余所藏犹小巫也。”82由此可想知积学斋清代藏书之富美。

另徐乃昌藏书范围广泛，不限于经史子集，并且着意收集清代词集，以及与皖南地区相关之文献。张尔田《近代词人逸事附录》记载“南陵徐积余富藏书，尤

79

明清时期私人刻书的详细发展情况请见叶树声、余敏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合肥：安徽 大学出版社，2000 年），页 12。

80

“余之蓄书初自弱冠”引自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积学斋藏书志序》（台北：文海出版 社，出版年份不详），页21。积学斋藏书详细可参考徐乃昌编《积学斋藏书记》四卷（现藏 北京图书馆）、《积学斋书目》1卷（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南陵徐氏藏书目》（上海图 书馆馆藏）以及丁福保藏《随庵徐氏藏书志》抄本（丁福保逝世后散失）。

81

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沈阳：辽宁人民，2001年），页1699。

82

引自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积学斋藏书志序〉（线装本，1911 年），页 21。

好词籍，当选闺秀百家付剞人，裒然成集。或以元诗选故事告之曰：‘行见裙钗罗列下拜。”83曹元弼《江南盐巡道金陵关监督南陵徐公墓志铭》亦载“公少善倚声，与盛伯熙（昱）祭酒、朱文直（祖谋）、冯梦华（煦）中丞、郑叔问（文焯）舍人等相酬唱，辑为《同声集》”84徐乃昌自幼好为倚声之道，因此他对词集的收集更为不遗余力。叶恭绰主编《全清词钞》时，徐乃昌亦曾给予协助85，积学斋所收藏词集之丰富可见一斑。徐乃昌藏书尚有另一特点，即妇女著作的收藏，亦是清代藏书家中的佼佼者86。

明清时代的私人藏书家并不仅仅收藏书籍。正如上文提及洪亮吉对藏书家的分类，藏书家也进行考订和校雠，并进一步将考订校雠完整的书刊刻出售。此外，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盛行编辑丛书，该地区在当时出版了数以千种的丛书87。徐乃昌也加入了当时刊刻书籍与丛书的热潮，他刊刻了9部丛书，计185种书籍88。在这9部丛书中，多是影刻宋元旧本，而《宋元科举三录》（收录3种宋元时期的人物小传）、《南陵先哲遗书》（收录5位南陵学者的著述）、《怀幽杂俎》（收录8种杂说，包括玉石、释道、元曲等书籍）、《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收录100位女词人之词集）以及《闺秀词钞》（收录521位女词人之词作）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丛书。

在刊刻书籍之余，徐乃昌也自行著书，他著有《积学斋藏书记》4卷、《积学斋书目》、《随庵徐氏藏书志》、《锦瑟集》等书籍89。又将其所著《续方言又补》、《续后汉儒林传补逸》、《南陵县建置沿革表》和《皖词纪盛》四种书汇印为《随庵所著书》。其中《皖词纪盛》收录了历代以来吟咏皖南地区风光的词作，概念主题十分新颖，乃词坛上少见的将地理与词结合的词集。其他较特出的刻书包

83 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页4372。

84

转引自杨成凯〈南陵徐乃昌的墓志铭—略及人物生卒的查考〉，见《文献》3（2006），页 132。

《近代词人考录》指徐乃昌尚著有《冰弦词》一书，但其个人词集不详90，因此无从更进一步理解其词学观点。另《中国私家藏书史》一书提及徐乃昌著有一《徐乃昌藏词目录》91，至今未见此目录，或许是积余编辑藏书目录时之手稿，在刊刻时则纳入其中，没有独立成册，此目录或许有助于清代词集的整理工作。

第二节：《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版本与体例 一、《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的版本

《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是由徐乃昌所编辑刊刻的女性词合刻集，收录了明末至清光绪年间一百位女词人的词作，分为十集，每集十家，得词五千五百零四首。在这一百位女词人中，只有沈宜修、叶纨纨与叶小鸾皆卒于明清易代以前（即1644年前），而其他九十七位女词人皆卒于易代以后。虽然其中的商景兰、徐灿、吴绡、朱中楣、沈榛皆生于明代，但是他们的许多作品发表于明亡以后，因此笔者将这些跨代的女词人归纳于清代。

目前所见的《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一书有众多版本，较常见的是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根据1896年南陵徐氏小檀栾室刻本所影印的版本，也是十集，共一百二十卷。该书封面题名为《女士小檀栾室闺秀词》，扉页则是“积余属孝胥92

题《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下一页有牌记“南陵徐乃昌校梓始于乙未讫于丙申”。是书每半页十一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线黑口，双鱼尾。书口下刻“小檀栾室”，

90

朱德慈《近代词人考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页 247。张敏慧《徐乃昌刻 书文化研究》中所附北京大学与上海图书馆藏徐氏书目中亦皆有《冰弦词》一书，但未有机 会一见该词集，因此无法判断该集是否为徐乃昌之词集。

91

范凤文《中国私家藏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年），页 523。

92

孝胥即郑孝胥（1860-1938），字苏龛，号海藏。

框高16.9厘米，宽12厘米93。第一集前有王鹏运、况周颐与金武祥各作序言一篇及王以敏（1855-1921）之题词，每集的标题后皆有张謇（1853-1926）题签，每一集所题的字都有些更动，但其大意不变，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朔积属张謇题”。每集卷首有该集词人姓名及词集目次，之后是该集词人姓氏，并记录词人字号、里居及其配偶之姓名爵里，若有与词人相关之遗闻韵事也会一并记录在后。

笔者在检索北京图书馆馆藏书目时搜索得另两个版本，一是民国扫叶书房出版的，一是六卷版的《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但是笔者至今未能有幸得阅此二书，因此未能对此加以评论，仅记录在此以为参考。还有一个版本则是台北富之江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据郑竞的发行序“小檀栾室主人徐乃昌，汇刻有清一代闺秀六十家”及其目录可见94，此版本仅有六十家，作者姓名也有错漏，如席佩兰误为席道华（席佩兰字道华），熊琏误作态琏；词作数量也有出入，如熊琏《澹仙词》较前个版本多了一首词等，亦未注明出处，不知该社是据何刻本整理出版。刘岳磊则提及还有另外两个不同刻本，即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据徐乃昌刻本彩色影印的《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一百一十一卷，及徐珂（1869-1928）于晚清民国编辑刊刻的另一版本95，笔者亦至今未见。

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的体例

《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一书并无凡例，但是参考《闺秀词钞》一书的凡例便可了解徐乃昌编纂时所依据的标准。兹将其相关凡例一一列出如下：

“仍前汇刻百家词例生存人不录。”

93

笔者使用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馆藏线装本，但由于年代久远有些损坏与缺页，因此笔者据 麦基尔大学—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之网页寻得与馆藏一样之版本补上残缺 之处，是书的外观描绘也是沿用该网页上所提供之资料。

94

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台北：富之江出版社，1997 年）。

95

刘岳磊，同上。

“仿诸家选辑之例，姓名以次注以字号、里居及诗词集名，其配偶之姓名爵里可考者亦并记之。”

“闺秀遗闻韵事散见各书悉为甄录。”

“作者姓氏于每卷之首各列一目”

“前汇刻百家词亦另编姓氏词目表附列卷首相辅而行。” 96

由此可知，《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仅收录在徐乃昌进行蒐集女性词集过程期间已经逝世之女词人的词集。徐乃昌在编纂时曾参考前人所刊刻书籍之编排，并从各种总集、选集、方志、诗话和词话中採录了闺秀们的生平事迹，同时他也提到此合集与《闺秀词钞》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

徐乃昌于宣统元年（1909）刊刻的《闺秀词钞》十六卷可说是《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的续编，收录了《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未收录的五百二十一位女词人，词作共一千五百九十一首97

。“是钞经始于光绪乙未，十余年来凡见于总集、附集、诗话、词话等书，无不力意蒐讨，又得缪筱珊编修荃孙叚我《众香词》礼、射、书三集，金溎生运同武祥贻我丁杏舲先生词综補闺秀未刻本，况夔笙中翰周颐復尽发所藏畀予採录，良友之爱亦重可感至。校雠伪误则尹润生秀才菾寿致力最勤。”98由此可见徐乃昌是同时开始编纂《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和《闺秀词钞》的，不过《闺秀词钞》的规模更大，所涉及的词人与资料更多更广，因此徐氏费时十余年，间中得到了缪荃孙、金武祥、况周颐等文人学者的大力帮助，才能完成此巨著。

98

徐乃昌编《闺秀词钞·例言》（南陵：徐氏，1909 年）。

《闺秀词钞》与《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中女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中的女词人有各自的别集通行于世，而《闺秀词钞》则着意收录当时没有诗词别集行世或其别集已经散佚不见的女词人的词作。如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1799-1877？），她虽有诗集《天游阁集》五卷、词集《东海渔歌》四卷，但是并无通行于世的刻本，抄本在当时亦难以寻得99，因此徐乃昌特意收录顾氏五首当时可见的词作于《闺秀词钞》中。

笔者认为徐乃昌在编撰《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时参考效仿了前人编撰女性诗集或词集的方式及体例。较为有明显联系的参考对象应该是《林下词选》、《众香词》和《国朝闺阁诗钞》100。《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的序言中曾提及《林下词选》一书，“观松陵周氏《林下词选》所录，四朝闺秀词，合之名妓、女冠、才鬼不过百余家。”101

笔者由此推论或许徐氏有意继续周铭收集清代女性词作的工作而编撰了《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一书。另夏敬观《忍古楼词话》录潘飞声（兰史，1857-1934）〈甘州·题徐积余小檀栾室校词图〉云：“此日江南倦旅，算晓风残月，醉梦都醒。费十年心血，收拾众香亭。（君辑闺秀词选有明一代多取材于众香词）”102由此词可得知徐乃昌参考了《众香词》一书，并从该书采录了一部分明代女词人之作品，例如沈榛。

虽然并无明确资料显示徐乃昌曾经参考《国朝闺阁诗钞》，但是笔者在比较两集的体例之后发现，《国朝闺阁诗钞》与徐氏的《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一样分为10集，每集10位诗人，总共100位诗人；此外两书的标题也同样标榜 “闺阁”

（与“闺秀”同意）诗人，所收录的闺秀作家亦有重迭，例如吴绡、葛宜、张令仪、钱凤纶、江珠、孙云凤等等。有鉴于两书十分相似的体例，再加上《国朝闺阁

99

“著有诗集《天游阁集》五卷、词集《东海渔歌》四卷。此编向无刻本，至民国二年(1913)，桂林 况周颐，得其写本，始以付印。缺第二卷。 ” 李学勤、吕文郁主编，《四库大辞典·下》

诗钞》成书较早，因此笔者认为徐氏效仿了该书的体例并采用该书的收录模式，两者间的最大分别仅在于一为“诗钞”，一为“词集”而已。

此外，在爬梳《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中女词人的资料后笔者发现徐乃昌在编辑时并未依照其他女性文学作品集之编排方式，按照词人生卒年或活跃于词坛的时期来编排词集的先后次序。例如第一集中大多数词人生于乾隆年间，其中的沈善宝（1808-1862）却是生于嘉庆年间。第二集更是如此，10位女词人中既有生于嘉庆、道光年间的，也有生于明末清初的。若纵观全书，不免会有难以理解其词人编排的先后次序，认为徐乃昌的编排杂乱无序，既不根据生卒年，又没有依据其家世背景（即其家族之显赫程度）做一有系统的整理。可以肯定的另一点是，徐乃昌也并未依照籍贯来编排词集先后次序，但是若将每一集分开来看，就能够理解看似无序的编排了。笔者注意到，每一集的第一位词人都是生卒年可考，而且是该集当中生年最早的一位，几乎每一集的词人都会按照其生年或生活时代先后来进行排列。

造成此特殊体例的因素之一或许是徐乃昌“随收随梓”的刊刻方式。王鹏运的序言中亦有提起这一点：‚……殆逾百家。近复次第授梓，已成若干集，得若干家。103

”即各个词集被集结，然后刊刻出版的时间并不一样，因此才会导致每集词人的生活时期的先后不一。另一个支持徐乃昌“随收随梓”的编排法的证据就是他采用一些女性合刻集子中的作品时并未更动原有合刻词集的编排，几乎可说是原封不动地将之纳入《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中。较为明显的例子如《彭城三秀集》中的沈榛与蒋纫 兰同时被收 入第三集 中，编 排顺序也一样 ，还有《海 昌丽则》

（1794）中的徐灿、葛宜、钟韫三人的词集皆收录于第二集中，以及采自《慈云阁合刻》（1871）一书的周诒蘩和周翼杶被编排于同一集之中，前后次序也与原集相同。这显示徐乃昌查阅了大量清代女性作品集，并着意从中选出女性词人的词集再将之集结出版。由此可知，《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的编排与当时可见的其他合刻集子有十分紧密的联系。

103

王鹏运〈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序〉，页 1。

三、《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刊刻年份之讨论

多 数 记 录 都 记载 《 小 檀栾 室 汇 刻 闺秀 词 》 的 刊 刻 年 份 是光 绪 二 十二 年

（1896），因为有徐乃昌始于乙未讫于丙申的牌记为证，可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该书的序言以及张謇的题签。张謇题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而王鹏运的序写于光绪三十年（1904），况周颐与金武祥（1841-1926）的序言则同样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那么此书真正出版面世的时间到底是1896年还是1905年以后？刘岳磊在其论文中亦提出相同的疑问，并且以乔维谷的文章为其辅证，他认为“始于乙未，讫于丙申”是徐乃昌样稿的校勘及付梓时间，他推断此书应该付梓刊刻于1905年至1909年之间104。笔者认同刘氏的看法，或许徐乃昌于1896年已经完成《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的最初数集之稿本或手抄本，但是他完成整部合刻的收集工作的时间必定晚于1896年，而请求王鹏运等作序的时间肯定早于其付梓之时。

另一让笔者对其刊刻年份产生疑问的理据是其中几位词人的逝世年份。屈蕙

纕 （ 1862-1904 后 ） 、 俞 庆 曾 （ 1865-1897 ） 、 沈 鹊 应 （ 1874-1898 ） 及 李 慎 容

（1878-1903）皆逝世于1896年以后。若全十集《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皆刊刻于1896年，那么这几位女词人都不符合此书“生存人不录”的收录标准。因此有可能每一集女词人作品的收录时间各有先后，因此各集的刊刻时间也有先有后。再加上当时私家出版大为兴盛，技艺好的钞刻工匠供不应求105，因此而延误了各集付梓刊刻的时间也未可知。而笔者之前关于此书“随收随梓”体例的探讨也更进一步证明了此书各集的刊刻时间不一这一点。由此可见，完整《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的刊刻时间最早也会是在1905年以后。笔者有鉴于一部分的《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中的词集确有可能是刊刻于1896年，而且其完整刊刻年份尚无法确定，因此笔者在本文注脚中依旧采用1896年为其刊刻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