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逸民到隐逸： 汉、魏、两晋拒仕现象研究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缘起 从初见于《论语》的“逸民”，至纳入《后汉书》的“逸民”，再到集于 《宋书》、《晋书》等“隐逸”传记，不管名称是“隐逸”、“高逸” 、“逸 士”还是“处士”， 这些人物不但历世屡现，而且渐成一个特立群体，因此吸引 史家和学者的注意。 可是，除了少数单篇论文, 以及研究两汉“隐逸”的Aat Vervoorn之外， 注意“隐逸”现象之形成的学者不多。已经开始研究的，其论述 亦尚可补充。例如Vervoorn曾指出几个促使大批两汉“隐逸”者出现的因素，包括 汉代以品格为选人标准的荐举制度，统治者的尊隐态度，以及汉末的政乱。不过， Vervoorn对最后一个因素持保留态度，因为他认为要辨别哪些人物真正具有理想， 欲与腐败现象政权抗争，哪些人物伪装高尚，非常困难。 他也认为要说明“隐 逸” 有什么类型很不容易，以及欲确定“隐逸”到底扩大至什么程度几乎是不可能 的事。 《后汉书》有〈逸民列传〉，《晋书》有〈隐逸列传〉，《梁书》有〈处士列传〉，《南 齐书》有〈高逸列传〉，《魏书》有〈逸士列传〉，《宋书》、《南史》、《北史》、 《隋书》、《新唐书》和《旧唐书》、《金史》、《宋史》、《元史》、《明史》都有 〈隐逸列传〉。 从鲁迅（1881-1936）、王瑶（1914-1989）的时代起，直至 2006 年北京大学张学艺学位论 文，研究兴趣始终未曾减弱，详情可见本章研究历史部分。 中文单篇论文有：江建俊〈魏晋朝隐风气盛行的原因及其理论根据〉，见《尉素秋教授八 秩荣庆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页 449-480；张立伟〈孔子论隐逸三要 素〉，见《孔子研究》，1991 年第 期，页 8-13；宁稼雨〈中国隐士文化的产生与源 流〉，见《社会科学战线索》，1995 年 月，页 78-82；张利平〈中国古代文人隐逸原因 管见〉，见《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1998 年第 期，页 48-53；张海鸥〈宋代隐士隐居 原因初探〉，见《求索》，1999 年 月，页 85-89；吴在庆〈谈唐代隐士的隐逸动机与归 隐之路〉，见《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1 卷第 期，页 26-33 。英文的则有： Aat Vervoor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Eremitism”,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XV, (1984), pp.249-295；Charles Wing-Hoi Chan, “Confucius and Political Loyalism: The Dilemma”, Monumenta Serica, Vol. 44, (1996), pp.25-99.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同上, p. 235. 同上, p. 233. 首先，本文认为荐举制度和统治者的尊隐态度难以解说汉以后的情形，因为 荐举制度在紧承两汉的魏、晋时代不复发挥相等的作用，“隐逸”现象却仍然存 在。即使到了科举制度取代荐举制度的唐、宋、元、明时代，这个现象还继续扩 展，况且历代统治者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地尊隐。因此，随时可以更替的外在因 素，例如政治制度和统治者的态度或政策，恐怕不足以解释现象。只有非政治性 的，精神的，内在的因素才更能解说这个现象何以源远流长，历世不衰。只要“隐 逸”者的思想和精神维持不变，“隐逸”者便有可能在不同的时、空环境里做出相 类的仕宦决定，唯有共同的想法才有足够的力量推动好几代数量可观的人去做与大 多数居官者背道而驰的事。唯有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欲，找出他们价值观一 途，没有更好的途径。 其次，尽管统治者尊隐，“隐逸”者未必在意受尊崇的地位或名声。因此， 区别真正的“隐逸”者与虚假的高尚者是有必要的。通过观察最具“隐逸”特征的 人物（包括虚假的高尚者）的言行、事迹，剖析他们做决定的动机，了解他们所 重、所贵的是什么，可看清楚他们看待仕宦问题的态度，认识驱使他们拒仕的思想 和价值观。诚如 Vervoorn 所说，这项工作的确非常困难，可是并非不可能，须做得 全面，须有数量足够的研究对象，以及长度足够的观察时间，而且观察的时段最好 发生过政权的更替。如此，可观察“隐逸”扩大至什么程度，同时判决政治制度与 统治者的态度对“隐逸”者的决定有多少影响力，如有必要，亦可为“隐逸”分类 型。 又如宁稼雨以阶级对立和集团斗争的理论解释“隐逸”现象的形成，说秦汉 大一统，帝王与文人是主仆关系，皇权强则隐士少；东汉尊隐加上政乱，隐士增 多；魏晋是皇权与士人互相协调时代，文人不受压制，得以稍放纵，“隐逸”受到 鼓励；南北朝是皇权与士人合作的时代，“隐逸”更盛。可是本文认为“隐逸”实 为一个文化和思想的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以权力斗争解释似乎过于政治化，因 此本文更想做做思想和精神性的解释。 再如张利平提出的几种解释也都是可讨论的。对其中的“儒道思想不能兼 济”之说， Albert Richard Davis和Aat Vervoorn都已质疑“隐逸”者多受道家思想影 响的说法； 另一解释原因“民族气节的表现”则需要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况且 在面对国亡族灭的问题时，表现出民族气节的人物不一定都是“隐逸”者；其他的 解释原因，如厌倦宦海浮沉、淡泊名利、唯酒是务、苟全性命、欲展鸿图的想法可 说是因人而异的，并非所有“隐逸”人物都必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即使假设这些想 法就是他们共有的，这些想法是不是形成“隐逸”的最主要原因，以及在这些想法 当中，哪一些想法是最有影响力的，都是可以继续讨论的。 正因为上述各说尚余讨论的空间，所以本文旨欲另觅解说，论证思想和价值 观等非政治性的因素比动乱、政治制度、统治者的态度等政治性因素更具影响力， A.R. Davis, “The Narrow Lane: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Reclus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East Asian History, No.11 (June 1994), p.36;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 p.236. 并说明一群汉、魏、两晋人物如何因为思想的变化和价值观的移转，以至拒仕特征 或倾向日趋明显，而促成了所谓汉、魏、两晋的“隐逸”现象，同时指出影响这群 人物想法的思想泉源。 除了解释现象，本文另一研究要旨是欲解决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何等人物 以及何等生活可称“隐逸”。 先说人物的问题。 论者对于“隐逸”者当指何人说法往往不同。同样研究两汉的“隐逸”，的 Aat Vervoorn称王充为“有俸禄的隐逸者”， 可是王充却不在王仁祥的研究对象 名单上。 Aat Vervoorn注意的两汉“隐逸”者既有梁鸿和法真等《后汉书》的“逸 民”，也有无“逸民”称号的周燮、冯良和李昺，以及居官不拒仕的东方朔和扬 雄。 10 同样观察“隐逸”人物，Aat Vervoorn认为“隐逸”者主要来自富裕的社会 阶层（affluent section of society），是地方豪族精英（local elite）； 11 Alan J. Berkowitz则认为是学者官僚（scholar-officials）； 12 Frederick W. Mote却说“他们是 穷窘的人物（man of modest means, living in poverty）； 13 还有Miranda Brown则视无 名人物为“隐逸”者。 14 郜积意说“隐逸”者以声名对抗王权； 15 蒋星煜说“隐 逸”者清高孤介； 16 鲁迅则说他们是幸福阔绰的人物。 17 即便是传统典籍对“隐 逸”人物的描述也是有分歧的。《论语》说的是“逸民”的“志”和“隐居放 言”，各类隐逸人物传记则好言“隐逸”者的“节”、“性”、“分”、“自 然”、“无为”、“无用以为用，无为而无不为”。 18 “Salaried hermit”,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 p.221. 王仁祥《先秦两汉的隐逸 》（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5）。 10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pp.196, 157, 158, 196, 203, 207. 11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pp. 4, 239. 12 Alan J. Berkowitz, “Topos and Entelechy in the Ethos of Reclusion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14, No.4 (Oct.- Dec.1994), pp.632-638. 13 Frederick W. Mote,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 in Arthur Wright (ed.),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da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205. 14 Miranda Brown,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in Early China, chapt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15 郜积意〈汉代隐逸与经学〉，见《汉学研究》2002 年第 20 卷，第 期，页 47，49。 16 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序（上海：中华书局，1943），页 1。 17 鲁迅〈隐士〉，见鲁迅《鲁迅全集》第 卷〈且介亭杂文二集〉（上海：人民文学出版 社，1973），页 228。 18 说“节”的有皇甫谧《高士传》和序、范晔〈逸民列传〉。说“性”和“ 性分”的有范 晔和姚思廉。范晔说：“性分所至而已”，见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113〈逸民列 传〉，页 1039；姚思廉说：“固亦性而已矣”，见《梁书》卷 51〈处士列传〉。说“自然 纯德”的有《魏书》〈逸士列传〉、《北史》〈隐逸列传〉和《隋书》〈隐逸列传〉。 《北史》〈隐逸列传〉还说“抱朴”。说“无为而无不为”的是《梁书》〈处士列传〉和 《隋书》〈隐逸列传〉。说“无用以为用”的是《北史》和《隋书》隐逸列传〉。 此外，本文也有意澄清过去未受注意之处，比如说“隐逸”者是否“隐 居”、“放言”， 19 因此将通过检视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看他们是否符合学术 界現有的几种观察，包括“隐逸”者传播价值观和理念， 20 是有田产的地方精英 分子或豪族，对执政者或政局不满，可能是革命的领袖，可能与农民起义有关系， 在中央行政不能及之处维持地方次序， 21 通过道德力量与政府抗争， 22 反抗名教 或礼法的规范等。 23 其次是生活的问题。 《后汉书》〈逸民列传〉、《晋书》、《北史》和《隋书》〈隐逸列传〉的 撰者都指出“隐逸”者的一个特征：即所谓的“亲鱼鸟乐林草”、“弋钓而栖衡 泌”、“狎玩鱼鸟，左右琴书” 、“饮石泉而庇松柏”的生活方式。 24 这生活方式 看来很像仲长统（179-220）所憧憬描绘的：拥有良田园林，择嘉时吉日与良朋共游 乐、和逹者共读老庄书、论道讲书，“消揺一世”的生活， 25 也很像《庄子》所形 《论语》七名“逸民”中只有两名“逸民”称“隐居放言”。 除了Aat Vervoorn有此说法，见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 p.239，葛洪也说 “出者”叙彝伦，“隐者”教诲童蒙，见葛洪《抱朴子》外篇卷 1〈嘉遯〉（上海：中华 书局，1935），页 83。 21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 pp.239, 240, 241. 22 郜积意所谓的抗争行为不指武力抗争，而是道德性的，他说“隐逸行为是对衰败政治的道 德抗衡”，郜积意〈汉代隐逸与经学〉，见《汉学研究》2002 年第 20 卷，第 期，页 49。 23 讨论名教和自然的问题者除了认为这问题与出、处问题关系密切，他们所讨论的人物也常 是思考或面对出、处问题的本文研究对象。陈寅恪说名教与自然问题是士大夫出、处大节 所关，说标榜老庄、崇尚自然者如嵇康反周孔名教，见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 系〉，收入《陈寅恪先生文史论集》（台北：三人行出版社，1974），页 321。牟宗三讨 论“名教”与“自然”的问题时说竹林名士（阮籍）和西晋官僚名士（阮孚）不遵仁义礼 法，见牟宗三〈自然与名教：自由与道德〉，收入《民主评论》1962 年第 13 卷第 16 期， 页 362，以及牟宗三〈阮籍之风格〉，见《民主评论》1962 年第 13 卷第 14 期，页 315。王 晓毅则说名士（包括隐士戴良）“违背当时社会流行的名教规范，激烈向传统丧礼挑 战”，见王晓毅〈王龚与汉末汝南名士〉，收入《孔孟月刊》1996 年第 35 卷第 期，页 50。王晓毅在另一篇文章里确切地说名教以孝为首，再次强调东汉名士（包括戴良）向名 教之治，尤其是孝挑战，说“戴良挑战丧礼最勇敢”，见王晓毅〈汉魏之际儒道关系与士 人心态〉，收入《汉学研究》1997 年第 15 卷第 期，页 64。 24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113〈逸民列传〉，页 1039，房玄龄《晋书》卷〈隐逸列 传〉，页 2463，李延寿《北史》卷 88〈隐逸列传〉，页 2908，和魏征《隋书》卷 77〈隐 逸列传〉〈隐逸列传〉 ，页 1751。 25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79〈仲长统传〉，页 690。 19 20 容的“ 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间处”的生活， 26 可是，我们不知道这生活方式是否 便是所有“隐逸”者都共有的，是否从庄子的时代起一向都如此。 此外，陆机（261-303）所描绘的“幽人在浚谷”图景：说幽人在“山溜何泠 泠，飞泉潄鸣玉”的环境里“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 27 是否便正是“隐逸” 者所过的生活呢？ 虽说左思（250？-305）徙居东山时所过的生活， 28 很可能便是在“峭蒨青葱 间”，在竹柏围绕下“逍遥撰良辰”， 29 而与其所勾勒的图景（隐士在“丘中有鸣 琴” 、“ 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 、“ 石泉潄琼瑶”的山水间“聊欲投吾 簪” 30 ）有相似的地方；不过，Alan J Berkowitz却认为文人想象和现实生活是有分 别的，只有身体力行，真正过隐逸生活的人物方可称“隐逸” 者。 31 可是，就算排 除了想象的生活，怎样的现实生活可称“隐逸”这个问题仍然可有不同的答案。 因此，何等人物与何等生活可称“隐逸”这两个问题必须获得解答，否则无 法确认哪些人物曾在中国某个历史阶段缔造“隐逸”史实，无从探讨“隐逸”人物 如何形成风气，如何促成现象，更无法观察不同时代的“隐逸”如何发展、变化。 由于本文欲解说的现象上起两汉之际，下至两晋，中间跨越好几朝，促成此 特殊现象的人物则是一个群体，也不专属某一特定朝代，所以必须总看趋势，显现 全景，这样比起专注于某一时代、某些个别人物，更能够看出“隐逸”现象的持续 发展和可能变化。在纵览历史的同时，本文也分期作跨代的比较研究，特别是第三 章、四章的讨论，以及第五章的前段。当然，哲学性和思想性的讨论，例如探讨思 想潮流、学术风气与“隐逸”关系亦深具价值，不能忽略，但此类课题终究非本文 的研究焦点，故本文哲学性和思想性的讨论是在第五和第六章进行：第五章后段的 个案研究便是深入钻研几名启发思想，带动风气的重要人物的思想和精神，探讨其 思想精神与隐逸的关系；第六章在追溯与分析研究对象的学问和思想来源的同时， 26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 15〈刻意〉（台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 年），页 535。 27 陆机〈招隠诗》一首，见萧统选、李善注《文选》卷 22（香港：商务印书馆，1973）， 页 466。 28 李善注左思〈招隠诗〉，引王隠《晋书》曰：左思徙居洛城东，著《经始东山庐诗》，见 萧统选、李善注《文选》卷 22，页 465。 29 左思〈招隠诗〉二首，同上，卷 22，页 465。 30 左思〈招隠诗〉二首，同上，页 465。 31 Alan J Berkowitz说“在朝廷的隐逸者”并非真正的隐逸者，他说“在朝廷的隐逸者”是 知识性的造假作态，是玄学性的世故；他说隐逸不应是偶尔为之之举，也不应是文学性、 修饰性的意念，不是虚伪作态造假，也不是一种精神的境界, 他说“隐逸”者必须身体力 行，实践其隐逸理念，过真正的隐逸生活，Alan J Berkowitz，“Topos and Entelechy in the Ethos of Reclusion”，pp.637-638. 也兼看思想潮流和学术风气的问题，尝试釐清儒、道思想，好老、庄的风气和“隐 逸”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时段定在汉、魏、两晋。上限定在两汉，因为文献所载具有 “隐 逸”特征的汉代以前的人物零星，甚至还夹带传闻色彩。 32 两汉“隐逸”人物则比 较有迹可寻，而且规模已具，两汉也是研究者公认“隐逸”现象雏形略定的时代。 33 最早收纳具有“隐逸”特征人物于一传的范晔（398-445）〈逸民列传〉，所辑的 也全都是两汉人物。研究止于两晋则是受研究时间所限，无法继续审视晚世的“隐 逸”现象，也因为“隐逸”现象从两汉之初显征兆发展至“隐逸”风气大盛的两 晋， 34 已自成一完整图景，备有足以解释现象形成的各种线索和证据。汉、魏、两 晋是多次见证政权移转，数历治、乱、分、合，也正是观察政治性因素的影响的最 佳时段。 第二节 研究综述 从鲁迅初说隐士和魏晋的药、酒风度，以及王瑶说魏晋的“隐逸”之时开 始，直至今日，中文学术界对“隐逸”课题一直保持浓厚的研究兴趣， 35 西方和日 本亦然。以下是各学术界对此课题的研究简述。 32 史传中所载汉代以前同类人物多半不是传记主要人物。比如《史记》之〈魏公子列传〉主 要是写魏公子无忌，而不是其偶录的隐者侯赢、朱亥、毛公、薛公。〈伯夷列传〉虽比较 集中地记录了这类人物，但描述简略，还夹带不少传闻色彩浓厚的人物，如许由、巢父、 卞随、务光。《汉书》也一样刻划简省、不集中。《汉书》之〈王贡两龚鲍传〉虽也收录 不少此类人物，如龚舍、郑朴、严遵、寗寿、邴曼容和四皓，但此卷非专为这类人物而 设，所记者亦包括不类“隐逸”者的人物。而且隐逸人物并未被合成一类，也没有一个专 名。 33 Aat Vervoorn 认为到了汉末，中国的隐逸传统已经大致定型，见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 p.236-237。选择研究两汉隐逸的还有：洪安全〈两汉儒士的仕隐态度与社 会风气〉上、下，见《孔孟学报》，1981 年第 42 期，页 115-139，以及 1982 年第 44 期， 页 221-254；郜积意〈汉代隐逸与经学〉，页 27-53；王继训〈试论两汉隐逸之风〉，见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2 卷第 期，页 73-80；刘明东《东汉士人的伦理 冲突研究——以仕隐态度为中心的考察》，辅仁大学中国硕士论文（1999），魏敏慧《东 汉隐逸风气探析》，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2000），潘莉莹《尊隐：以东汉时期为主轴 的研究与考察》，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1）等。 34 “肥遯不归，代有其人”，而“魏晋以降，其流愈广”，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 局，2003），页 2907。Alan J. Berkowitz 也说隐逸到了六朝已成中古社会结构之组成部 分，see Alan J. Berkowitz, Patterns of Disengage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26. 35 早期讨论之的中文著述有：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见鲁迅《鲁迅全集》 第 卷〈而已集〉（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页 486-507；鲁迅〈隐士〉，见鲁迅 《鲁迅全集》第 卷〈且介亭杂文二集〉，页 227-229；王瑶《中古文学思想》（上海：唐 一、研究的历史 （一） 中文研究 讨论“隐逸”课题的中文著述数量非常多，尤其是发表于期刊的论文。就领 域看，属文学领域的最多，如探讨魏晋山水诗、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学体裁和 “隐逸”的关系，或者某时代某文人和“隐逸”的关系，其次是思想的领域，课题 大约可分三类：第一，研究某学派思想如道家、儒家和“隐逸”的关系，第二，剖 析某时代某人物的“隐逸”思想，第三，描述某时代如唐、魏晋、宋或元代的“隐 逸”风气。接着是与文化、艺术有关的。中国大陆学者多从文学或文化的角度出 发，不论是什么时代的“隐逸”都有研究者。台湾也是如此，课题不但多面且注意 “隐逸”与政治、宗教、审美、艺术的相互关系。除了王叔岷、齐益寿、林文月、 王国璎、景蜀慧研究陶潜，还有洪安全、吴璧雍、李威熊、洪顺隆、江建俊、谢大 宁、章义和、吕凯、王仁祥、许尤娜、郜积意、纪志昌、林育信、沈宗霖、方介等 研究其他“隐逸”课题，未能尽举。新加坡则相关研究非常少。 36 （二） 英文研究 Albert Richard Davis除了研究陶渊明，也指出中国“隐逸”观念有由山林之 隐朝向朝隐或市隐发展的倾向，以及强分隐逸者为儒隐与道隐的困难。 37 Li Chi （李祁）从文学角度简介自孔子之时至明代的文人“隐逸”观的发展与变化。 38 Aat Vervoorn追溯中国“隐逸”思想的源头，并研究两汉的“隐逸”。 39 Alan Berkowitz则研究六朝的“隐逸”，从文学角度讨论“隐逸”人物的原型和类型问 题，也讨论西晋的招隐诗。 40 Wendy Swartz则以隐逸诗人陶潜为案例，说明陶潜的 棣出版社，1951）。近期至 2006 年的研究还有：霍建波《宋前隐逸诗诗研究》（北京：人 民出版社，2006）；张学艺《东汉中后期士人阶层中隐士隐居的政治学阐释：从宏观政治 结构和微观政治行为角度看》，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6）。 36 王丽娜《仕与隐的抉择：论明初的知识分子》，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论文 （1995）。南洋大学有几篇研究《史记》不同列传的学位论文，但全部不涉及隐逸人物。 37 A.R. Davis, “The Narrow Lane: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Reclus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p.44; and T’ao Yüan-ming (AD 365-427) 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38 Li Chi, “The changing concept of the recluse in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4 (1962-1963), pp. 234-247. 39 Aat Vervoor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Eremitism”, pp. 249-295, and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 40 Alan J. Berkowitz, “The Moral Hero: A Pattern of Reclus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XL (1992), pp.1-32; “Topos and Entelechy in the Ethos of Reclusion in China”, pp.632-638; Patterns of Disengagement; and “Courting Disengagement: 形象如何因传记作者对史料的取舍而发生变化。 41 此外，Miranda Brown研究汉代 的丧礼和碑铭时，也提到“隐逸”者的存在。 42 （三） 日文研究 日本学术界则有松本雅明研究东汉儒者的逃避思想； 43 根本誠讨论“隐逸” 的概念（如逃避、超越）、“隐逸”的特征（如孤独、清贫、固拙、自适、逍 遥）、“隐逸”的类型（如游侠、神仙）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如大家族、地方自 治、专制的国家组织）。 44 下见隆雄则研究葛洪《抱朴子》中讨论逸民和仙人的地 方，以及《论语》中的“隐逸”思想。 45 竹内肇研究东晋士大夫思想； 46 神冢淑子 研究沈约的“隐逸”思想； 47 小林昇注意许由、巢父、孙登，并提出几个案例讨论 有关的思想或人物，包括朝隐、魏晋政治与老庄思想。 48 蒲秋征则对比皇甫谧《高 士传》和嵇康《圣贤高士传》的文字、内容，以研究皇甫谧本人的思想。 49 伊藤善 隆讨论日本野间三竹《古今逸士伝考》所收罗的逸士，并比较它和中国与日本其他 同类著述，以概括野间三竹本人的思想。 50 神楽冈昌俊的研究甚丰，包括续根本诚 之后讨论“隐逸”的特征（孤独、自由、清贫、贫、简、达、拙）和类型（朝隐、 中隐、伪隐），介绍自先秦至唐的“隐逸”历史，探讨《世说新语》、《抱朴 子》、竹林七贤、陶渊明、王维、谢灵运等人的“隐逸”思想。 51 今場正美则以陶 ‘Beckoning the Recluse’ Poems of the Western Jin”, in Paul W. Kroll & David R. Knechtges (eds.), Studies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Honor of Richard B. Mather & Donald Holzman (Provo, Utah: T’ang Studies Society, 2003), pp.81-117. 41 Wendy Swartz, “Rewriting a Recluse: The Early Biographers’ Construction of Tao Yuan Mi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26, (Dec., 2004), pp.77-97, and Reading Tao Yuanming: Shifting Paradigms of Historical Reception (427-19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2008). 42 Miranda Brown,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in Early China. 43 松本雅明〈後漢の逃避思想〉，見《東方学報》1941 第 12 册之 3，页 381-412。 44 根本誠《専制社会における抵抗精神》（東京：創元社，1952）。 45 下見隆雄〈『抱朴子』に於ける逸民と仙人〉，見《東方宗教》1967 年第 29 期，页 3652；下見隆雄〈『論語』の隠逸について〉，見《東方学》1973 年第 45 期，页 1-14。 46 竹内肇〈東晋士大夫の処世の一側面〉，見《東方宗教》1974 年第 44 期，页 33-52.。 47 神塚淑子〈沈約の隠逸思想〉，見《日本中国学会報》1979 年第 31 期，页 105-118。 48 小林昇《中国・日本における歴史観と 隠逸思想》（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3）。 49 蒲秋征〈皇甫謐高士傳述略〉，见《西北師大學報》，1992 年 月第 期（总第 101 期），页 35-41。 50 伊藤善隆〈古今逸士伝考：その編集の動機と方針〉，見《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紀要》1995 年第 分册 41，页 39-48。 51 神楽岡昌俊〈抱朴子における隠逸思想〉，見 1980 年《東方宗教》第 55 期，页 51-69； 神楽岡昌俊俊〈隠者としての王維〉，見《東方宗教》1983 年第 62 期，页 37-58；神楽岡 昌俊《中国における隠逸思想の研究》（東京：株式会社ぺりかん社，1993）；神楽岡昌 俊《隠逸の思想》（東京：株式会社ぺりかん社，2000）。 渊明和沈约为中心讨论二人的文学影响，以及隐逸与文学的关系， 52 研究陶渊明的 还有沼口勝和上田武。 53 二、研究的意义与贡献 现有研究各有注意的焦点和精辟的发现，但多偏向个案研究，很少跨越多代 观察“隐逸”现象形成的过程，本文则欲解释这个备受注意，非断代的历史现象如 何形成。欲观整体现象，滞留断代的研究恐怕不足，必得跨越朝代；必须研究一个 群体，而不能受限于某一人物。 现有研究也较少提供数据支持，本文希望能在此处有所补充，以建构更全面 而且精确的图景。 汉、魏、两晋时代是“隐逸”渐成现象的时代，上承“隐逸”者初现的先秦 时代，下接“隐逸”风气更盛，“隐逸”类型更多、促成因素更复杂的唐、宋、 元、明，本文正可为“隐逸”现象未成的前期和“隐逸”现象发展成熟的后期搭建 中间桥梁，有助于建立一完整研究体系。 本文的探讨也具有现实意义和实用性，因为即使在今日，人生的追求与价值 取向仍在我们的生活中居主位，是我们重要的思考，这群汉、魏、两晋的“隐逸” 者所面对的问题和他们的取舍抉择，和今天的我们所要面对的有可比之处，研究他 们，可以借古鉴今。 第三节 章节结构 本文的两大研究要旨是：第一，解释汉、魏、两晋间所谓的“隐逸”现象如 何形成，以及寻找促成此特殊现象的因素。第二，解决何等人物、何等生活当称 “隐逸”这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为求达成宗旨，因此有以下的章节结构设计。 52 今場正美《隠逸と文学 陶淵明と沈約を中心として》（京都：中国芸文研究会，2001）。 沼口勝〈「飲酒」(二十首)其十七の詩の寓意につして〉，見《日本中国学会報》1998 第 50 期， 頁 62-76；上田武〈陶淵明の生活理念〉，見《日本中国学会報》1990 年第 42 期，頁 63-76；上田武〈陶淵明の若きたち友人〉，見《日本中国学会報》1994 年第 46 期， 頁 47-61；上田武《陶淵明像の生成 : どのように伝記は作られたか》（東京 ：笠間書院, 2007）。 53 第一章说明研究的目的、范围、方法和意义，简介中、英、日相关课题的研 究历史，并列举史家和中外学者对“隐逸”人物和“隐逸”生活的各种相当不一致 的看法。 第二章解决诸说纷纭的问题，确立选取研究對象的标准。先通过比较最早的 “隐逸”者原型人物和各类“隐逸”人物，取得“隐逸”人物共有的，最彰显的特 征，跟着以此特征为标准，选取符合条件的研究對象，然后观察和研究他们的言 行、思想和生活。 第三章探讨促成论者所谓汉、魏、两晋间“隐逸”现象的各种可能因素，方 法是寻找研究对象拒仕的原因，也审查和鉴定他们拒仕的真正动机。这除了可以发 现“假清高者”，还可以通过比较分析确认哪些促成因素最有影响力，最具主导 性，从而明白这些因素的影响力是否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一章旨在论证政 治性影响因素对本文研究对象拒仕决定的影响力比不上非政治性因素，而且时代愈 晚愈如此。 第四章锁定非政治性影响因素，以审辨研究对象看待仕宦问题的态度。方法 是衡量研究对象重视仕宦事业的程度，确认他们是属于重视或轻视仕宦事业的人 物，还是另抱其他态度。跟着比较不同时期人物的仕宦态度，旨在证明自汉至晋， 本文研究对象看待仕宦问题的想法已经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对仕宦事业的重视程 度，对建功立业留名的热切程度，还是对仕宦责任的感受程度都前后有所不同。 第五章论证時代愈晚，愈多人物愈不貴仕宦事業，並且指出具有遗“名”和 守“志”思想的人物是拒仕群体的中坚分子。跟着在这些提倡遗“名”和守 “志” 人物当中，选取言论著述较多，思想比较有迹可寻，也比较有影响力者为个案，研 究這些中坚分子的思想根据，寻找支持他们坚决遗“名”和守 “志”的精神力量， 同时探讨史家、后人何以好以“节” 、“性”、“分”、“自然” 、“无为” 、 “无用以为用，无为而无不为” 形容他们，最后说明“志”和“节”所指为何。 第六章以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与日常活动为据，整体观察研究对象的特征和 生活，看他们是否符合第一、二章所列论者的各种观察，然后对他们的住处、出 身、经济条件、仕宦行为、学问和思想来源，所扮演的政治、社会、文化角色等做 一整体总结。目的是要解决论者对他们的看法不一致的问题。換言之，说清楚他们 是何等人物，过何等生活，是否“隐居” 、“放言” 、无名，是否反抗礼的规 范，是否传播价值观和理念，是否出身于有钱有权势的大家族，是否是地方次序的 维持者，是否是政权的抗衡者或挑战者。 第七章总结汉、魏、两晋间“隐逸”现象的促成因素与促成人物，并根据研 究结果称此特殊现象为“汉、魏、两晋间的拒仕现象”。 10 . 即便是传统典籍对“隐 逸”人物的描述也是有分歧的。《论语》说的是“逸民”的“志”和“隐居放 言”，各类隐逸人物传记则好言“隐逸”者的“节”、“性”、“分”、“自 然”、“无为”、“无用以为用，无为而无不为”。 18 8 “Salaried hermit”,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 p.2 21. 9 王仁祥《先秦两汉的隐逸 》（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 19 95）。 10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pp .19 6, 15 7, 15 8, 19 6,. 207. 11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pp. 4, 239. 12 Alan J. Berkowitz, “Topos and Entelechy in the Ethos of Reclusion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 4,. 47 神塚淑子〈沈約の隠逸思想〉，見《日本中国学会報 19 79 年第 31 期，页 10 5 -11 8。 48 小林昇《中国・日本における歴史観と 隠逸思想》（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19 83）。 49 蒲秋征〈皇甫謐高士傳述略〉，见《西北師大學報》 19 92 年 1 月第 1 期（总第 10 1 期），页 35- 41 50 伊藤善隆〈古今逸士伝考：その編集の動機と方針〉，見《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紀要 19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