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来华的西方医生，在关注中国当地痨病状况的同时，也将西医诊断和 治疗痨病的方法和药物带入中国。对近代西医东渐的研究，早期学者在近代化史观的支 配下，将中国人对西医的接受看作是一个进步的、必然的，因而顺理成章的过程，他们 较多关注近代教会医院、学校的建立以及中译西医书籍的出版，如何将西医医疗与医药 知识介绍到中国，并促成中国医学的现代化44；晚近学者则反思这一过程的必然性，他们 认为近代中国对西医的接受，也依赖西医在医疗实践中对其效果有意的“展示”与“说 服”。45换言之，近代西医入华后也面临着如何适应中国本土社会的问题，刻意展示西医 的专业、权威、有效是其赢得中国病人信任的关键。不过，在展示和说服的部分，目前 学者大多关注于西医外科手术，因为帮病人拔掉疼痛的坏牙、割掉病人身体上的肉瘤或 治疗白内障让病人复明，这些手术具有相当的戏剧性和立竿见影的效果，是说服当地人 相信西医的绝佳手段。本章以十九世纪西医痨病疗法中听诊器和鱼肝油在中国的接受为 例，希望进一步指出，近代中国对西医专业性的认同和信任，外科手术这些刻意为之的 展示与说服固然重要，但中国人在与西医的日常接触中，对西医医疗器械、诊断方法和 治疗药物的接触与认识，也在不同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和促成了中国人对近代西方医 学的接受。这个过程或许不如外科手术那样具有戏剧性和轰动效果，但也许更直接更普 遍，同样也具有相当明显的说服效果。
44 这种观念在 1980 年代的研究中极为普遍，持现代化观点最新的一本著作，可见邓铁涛：《中医近 代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年。
45 近代西医在中国施行的外科手术，尤其是拔牙、白内障或肉瘤切除等，对于中国人而言有很强的“展 示”效果，并有助于“说服”中国人相信陌生的西医的有效性。因为这些手术难度小，风险不大，却 可以迅速消除病人的痛苦；而且使病人重现光明或摆脱肉瘤负担，这些事情本身就很具“戏剧性”，
足以使病人相信这是上帝的帮助，便于传道工作的开展。相关研究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 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页 69-72；李尚仁<展示、
说服与谣言：十九世纪传教医疗在中国>《科技、医疗与社会》第八期，2009 年 4 月，页 9-75；颜宜 葳，张大庆<中国早期教会医院中的眼病与治疗>，《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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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的是近代中国人对西医痨病知识、疗法的认知与接受过程。以听诊器与鱼 肝油为例，原因在于听诊器是十九世纪西方医生在诊疗胸腔疾病时最常见亦最重要的医 疗器械，二十世纪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仍被普遍运用于结核病的诊断；而鱼肝油 则是此阶段西方结核病患者中最重要的滋补品，清季西医来华亦曾经试图以此为目标，
在中国寻找替代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二十世纪前后，以鱼肝油疗治结核病的做法 也已为中国人普遍接受。因此两者适足以代表细菌学结核病知识出现前西医的痨病疗法，
而清季中国人对此两者的态度亦足以反映其对十九世纪西医痨病疗法认知和接受的过程。
第一节 听诊器与听诊：一种西医诊断技术在中国社会的接受
一、西医的听诊器与听诊
现代医学广泛使用的医学听诊器最早是由法国医生雷纳特（Rene Laennec, 1781 –
1826）于1816年发明的。但注意病人胸腔内的异常声响与疾病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雷纳 特的首创，事实上早在十八世纪床边医学（bedside medicine）的阶段，医生在诊断疾病 时，就有将耳朵贴近病人的身体探听异常声响的做法。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医院在 法国成为医疗实践与医学教学的中心，病理解剖成为医院的常态，大量的病理解剖进一 步证明了某些疾病可能引起胸腔内的异常声响。这一时期的医学思想开始逐步摆脱希波 克拉底开创的古典医学的影响，不再视疾病为病人体内体液失调的结果，转而开始寻找 疾病与身体器官病变之间的联系。在此背景下，此前诊断过程中被忽视的病人身体的声 音（the sound of body）也开始逐渐受到重视，成为探测疾病线索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
听诊器在听诊器在十九世纪初的发明，可以视作法国“床边医学“传统与现代医学病理解 剖学相结合的产物。46
雷纳特发明的听诊器由两部分组成，其主体部分是一根长约25厘米，直径约2.5厘 米的木质中空长管，木管的一端贴近医生耳朵，另一端贴近病人的身体，贴近病人身体
46 Paul Kligfield, "Laennec and the Discovery of Mediate Auscult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70, no. 2. pp. 27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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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端的木管内壁中空成圆锥型。除听诊器的主体之外，还有一个与听诊器圆锥型一端相 适应的塞子，塞子中间有一截铜制小管。安上塞子可探听心脏声，塞子去掉可用来检查 肺部疾病。1819年，雷纳特关于听诊器与疾病诊断的论著出版，获得相当多的评论，大 多数评论者都肯定这一医疗器械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同年11月，听诊器已由法国引入英 国，在伦敦出售。1821年，雷纳特的著作被译成英文，此后又重版数次，为其带来了极 大的声誉。医用听诊器的发展此后又经历了几个关键阶段，1828年法国医生皮埃尔（Pierre
Addphe Piorry）改进雷纳特的发明，制成的双耳听诊器； 1851年爱尔兰医生里尔德（Arthur
Leared）为双耳听诊器增加了导管和听诊头，方便医生检查时佩戴；十九世纪末美国医 生又在听诊器中安装振动膜放大声音，同时听筒的硬质导管被换成橡胶导管，增强听音 诊断的准确性，最终制成了现代临床医学普遍使用医用听诊器。47
听诊器用于胸腔疾病的诊断，通过对病人心脏内的杂音，或呼吸、说话、咳嗽时肺 部的异常声音的探测，来诊断疾病的类型及病情发展的阶段，并且以听诊器为基础，发 展出一整套听诊的知识与技术（auscultation）。48雷纳特以善于诊断肺部疾病而闻名，在 他的著作中，他将肺部病变可能产生的声音作了非常详细的分类，不同的类型的声音、
音量或节奏都指向不同的肺部疾病及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肺部是否发炎，是否有液体 渗出、哪些部位出现硬化或空洞化，这些肺部病变的特征都可以通过听诊器检测到。雷 纳特的书中有一则经常被提及的病例：他诊断过一位外表没有任何症状的结核病患者，
当听诊器贴近他前胸某个部位时，能够听到病人说话的声音似乎直接从胸腔传出，但听 诊器移到其他部位时，这种现象就消失了，因此他判断病人肺部某处出现了空洞。他自 信这一结论，因为在此前的临床经验中，他诊断过二十多个类似的病例，而事后的病理 解剖也证实了他的判断。49
47 P. J. Bishop, "Evolution of the Stethoscope," Journal of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73, no. 6 (1980). pp.
448-456.
48 关于听诊器的发明对十九世纪结核病诊断的意义，Thomas Dormandy的书中有一章以“The Sounds of Tuberculosis”为题进行过讨论，见Dormandy, The White Death: A History of Tuberculosis.pp.27- 39.
49 Jonathan Sterne, "Mediate Auscultation, the Stethoscope, and the ‘Autopsy of the iving’: Medicine's Acoustic Culture," 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 22, no. 2 (2001). pp.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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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诊器的发明，使得听诊成为一门专业的、精细的、需要经过学习并长期实践才能 掌握的技艺。在十八世纪“床边医学”的时代，医生对病人病情的诊断很大程度上依赖 其与病人之间的交流，医生需要通过对话了解病人的生活、饮食、习惯、体质等，以确 定疾病的起因，并预测疾病的发展和结果。在此过程中，病人与医生分享着同样的知识 系统，对疾病的诊断和解释，病人掌握着相当大的主导权。但听诊器的发明将医生和病 人区隔开来，它专注于一种新的疾病特征：病人身体器官所产生的声音。十九世纪的医 生相信身体器官异常声响意味不同器官的病变，声音是客观独立的，比病人对疾病的自 我描述更为真实可靠。在诊疗过程中，医生只需要忠实地收集、辨别、分析自己所听到 的声音，便可对病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床边医学时代所重视的病人的生活史，以及病人 对自身疾病的表述变得不再重要。在医学知识建构的过程中，病人被对象化，而不再是 医疗活动的参与者，现代医学医病之间的权力关系籍由医疗器械而塑造并得以强化50。 听诊器对医生如此重要，以致于它出现后不久即成为医生专业身份的象征。到十九世纪 末，在欧美医学领域听诊器已经得以广泛运用。听诊器为医学界广泛接受，与其所带来 的医病权力关系的强化不无关联。51
二、清季西医入华与听诊技术的传入
十九世纪中叶入华的西方医生接受医学教育时，正是听诊技术在欧美方兴未艾之际，
因此他们所学习的知识与训练中也包含听诊这一部分。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是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到中国的第一位医疗传道士，
1839年抵达广东，1864年返回英国，其间一共在中国工作超过二十年。在华期间他参与 了中国医疗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的早期工作，1844年还在上海开设了第
50 西方医学知识生产由十八世纪“床边医学“向十九世纪“医院医学“的转变，以及其后医学宇宙观 的变化，是个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的因素不仅包含这一时期医学赞助者、职业团体、医疗体制的变 化，也受到疾病观念、医学理论，以及社会权力关系的影响。具体可参见Jewson, N. D.著，曾凡慈译、
李尚仁校，〈论医学宇宙观中病人的消失，1770-1870〉，吴嘉苓、傅大为、雷祥麟編，《科技渴望 社会》，台北：群学出版社，2004年，页151-182。
51 Sterne, "Mediate Auscultation, the Stethoscope, and the ‘Autopsy of the iving’: Medicine's Acoustic Culture." pp. 116-117.